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公诉人一旦出庭，首先要摆正位子，只有关系对等，能才使法院保持中立，即居中公正裁判。法律注意到公诉人是法律监督机关的代表，没有把公诉人当作原告，没有作为一方当事人，但是就诉讼法律关系而言，作为公诉人决定提起公诉，在法庭上要宣读起诉状，要讯问被告人，要负举证责任支持公诉；而辩护一方，包括辩护律师在内要维护己方的辩护权，当然要反驳控诉，要提出辩护证据，要进行反询问，对控诉证据要质证，还要参加法庭辩论。进行这些活动，如果双方不对等、不平等，有话不敢说，有证不敢提，必然要失去平衡，显失公正，不利于法庭公正判决。控、辩双方对等的诉讼关系，也是近代、现代诉讼法学理论要求的，应该说控、辩双方同为诉讼主体，只有赋予被告一方的主体地位，使其有话敢讲，有理能辩，有证据敢提，真相才能大白，审判才能公正。同时，对等的法律关系，并不影响法律监督职能的行使，在法庭上不管何方严重违犯法律程序，甚至影响了判决的公正性，公诉人不仅可以口头提出，要求纠正，而且还可以庭后书面提出监督意见，通知有关方面改正。即使由于违犯法律，作了错误的裁判，人民检察院还可以依法提出抗诉，按照第二审程序加以纠正。由此可见，根据我国的国情和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的性质，作为公诉人只有正确地处理好两种职能的关系，既坚持控、辩双方对等，又搞好审判监督，才能保证公正审判。
（三）关于彻底贯彻直接原则、言词原则的问题
   
    为保证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并接受询问和质证，如前所述，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刑诉法的修改虽然作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无论从立法，还是到实践，尚存问题较多。首先，法律并未作出不出庭的证人、鉴定人的条件限制，其后果是随意性，即可以出庭，也可以不出庭；其次，刑诉法第157条明文规定允许在法庭上宣读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但并未规定在什么条件下才允许这样作，其结果必须是书面审理较多，导致直接言词原则贯彻不力。再次，是法律尚缺乏对该出庭而不出庭的证人、该作证而不作证的证人的处罚措施；第四是对证人的保护措施规定了原则，缺乏具体的执行根据。例如，证人出庭的误工费用、交通费用，等等，都没具体规定。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对报复证人，打击证人，陷害证人的情况惩处或打击不力。存在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庭审的质量，严重地干扰着审判人员对证人证言、鉴定结论这些证据的审查判断，甚至有许多证据的证明力失去其真实性，难以实现公正审判。鉴于这些问题，笔者主张，要“以法治证”，即在加强对证人进行思想教育的传统作法的同时，还要从立法上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的有关规定，甚至专门制定证人作证条例，对证人的出与不出庭，出庭后作证与不作证，证人的权利与义务，以及有关的惩处措施和法律责任，作出专门规定。只有这样才能使直接原则、言词原则得以彻底的贯彻，才能保证公正审判。
（四）关于庭审中的辩护问题

    修改后的刑诉法对我国辩护制度的修改，加快了步伐，改革的力度较大，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现在的问题是同国际标准相比仍然差距很大。其表现是(1)案件进入审判阶段辩护律师的先悉权，即庭审前的阅卷权没有落到实处。修改后的刑诉法第36条只原则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但是，由于审判方式的修改，移送到法院的材料只有起诉书、证人名单、证据目录和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并非全部案件事实材料，律师到法院看不到，到检察院去查阅又不允许，检察机关辩称：案件已移送起诉，进入审判阶段，概不接待。因此，律师的先悉阅权得不到保障。(2)辩护律师的调查权和申请调查权受到了种种限制。修改后的刑诉法第36条规定，只有经过证人和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同意，方可调查；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的调查不仅要经本人同意，还要经过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许可。律师申请调查权问题，许多检察机关和法院不予理睬。凡此种种，辩护律师的调查权很难落实。(3)律师同被告人的会见权全部落实还有阻力。一是会见时办案人员在场，被告人不敢说真话；二是会见的时间、地点、次数等均要书面申请，批准手续繁杂。(4)庭审中同公诉方地位、权利不对等。检察院与法院配合有余，制约较少，在法庭上辩护一方的意见往往不能充分发表，法定的权利受到了限制。因循守旧，“你辩你的，我判我的”的陋习仍屡见不鲜。

     解决这些问题之关键是诉讼观念的转变。欲解决诉讼观念问题，首先，应从司法现代化着手。司法的现代化要求控、辩、审三方，即三种职能才构成一个完整的、健康的刑事诉讼，减少、削弱任何一种职能，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刑事诉讼，其审判结果必须要失去公正。因此，现代化司法程序把辩护一方，尤其是被告人，同控诉与审判一样，都看作是刑事诉讼的主体，都有自己独立的主体资格，被告人不只是被追究的对象，在诉讼法律关系中他享有辩护权，以辩护权为核心在诉讼中（尤其在庭审中）享有广泛的权利。只有承认这些权利，并认同这些诉讼观念，才能保障审判健康地进行，才能使法院的判决具有公正的价值。
（五）关于“疑罪从无”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确立和执行问题

     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个派生标准，即对任何一个案件的认定必须依靠确实、充分的证据，如果达不到证明标准，就会形成疑案，无罪推定原则对疑案的处理是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即在判决的结果上宣告无罪。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修改时，吸收了这一科学的、公正的作法。在第162条规定，证据不足，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但是在执行中，有人还认为这种判决是区别于无罪判决的。刑事诉讼法第162条把人民法院的审理结果确定为三种，一是有罪判决；二是无罪判决；三是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在执行中，许多著述中对第三种判决的解释和变更问题，均认为判决时证据不足，日后如果发现了新证据，达到了证明标准，重新起诉，重新审判就是了。例如，《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适用》一书，在论及这个问题时指出：“退一步论，即使被告人真正有罪，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经进一步工作，取得了新的充分的证据，还可以重新起诉，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认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仍然可以宣告被告人有罪。”（注：参见《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264页。）由此可以看出，从法律到执行关于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存在的问题有二：一是按审判程序公正的标准，判决只有两种，要么是有罪判决，要么是无罪判决，不应再另立一种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在世界许多国家中，对于这种情形的处理，法律上均列为无罪判决，不留任何“尾巴”；二是关于这种无罪判决一旦作出的变更程序，没有奉行“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而是旦遗留问题解决后，即可随意起诉，随意判决。对一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的处理，不能有任何的随意性。这一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它会直接关系到审判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更关系到人权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