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灿：当代中国最大的浪费

发布日期：2011-03-02 作者：徐灿律师

什么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浪费？人们可能会给出许多不同的答案：
有人认为：公款吃喝每年吃掉2000亿元以上，这桌子上进口、毛坑里出口的“进出口活动”当属中国最大的浪费（中新网2006年3月17日电，数字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
有人认为：官员们竞买豪车，每豪车养一专职司机，每年连人带车开销四千多亿，这现代“公仆们”现代“轿子”上的腐败当属中国最大的浪费（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资料来源同上）；
有人认为：官员们毫无必要的出国考察、异地风景区开会中“捐献”给航空公司和星级酒店的万亿以上开销当数中国最大的浪费（据新华社5月28日报道、青年时报次日评论：近日，南非华人社团代表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对“中国公务团频赴南非”提出批评。称公务团鲜谈公务，多数是借官方访问、商务考察、办展览会等名目，来南非游山玩水。目前平均每年从中国各地到南非访问的公务团有200多个，人均花费5万至6万元。“中国公务团”一年在南非至少要花公款5000万。）
还有人认为：官员们不学无术，拍脑袋决策，外行指挥内行，决策不科学、决策过程不民主，这种瞎指挥所交学费当属中国最大的浪费；
另有人认为：官员们好大喜功，盲目追求政绩，大搞GDP崇拜，上马项目破坏环境、造成环境修复和资源浪费，此乃中国最大浪费；
同时有人认为：中国官场潜规则中的卖官鬻爵、权利寻租、权钱交易、枉法裁判等等腐败所造成的浪费当数中国最大的的浪费（据《党风建设》报道：腐败造成损失触目惊心每年估计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
……

但笔者认为上述种种罗列并非都能切题。
为何？浪费者，可有可无的开销是也。衣食住行乃人之必需，简朴而必要的开销是为得当，而奢侈无度当属浪费。为官者，制服、工作餐、会议、出差之类衣食住行开销当属必要，然餐桌上的奢糜、“轿子”上的奢华、可有可无的会议和公费旅游当属浪费。而酒饱饭足、酒酣耳热后的歌厅三陪、海外买春、赌场豪搏等等，因其逾于公务必需之外，毫无疑问不属可有可无的开销，在“天上人间”后以会务、考察差旅费等为名开发票报销则当属腐败。至于由他人“埋单”的开销，则无疑属于贿赂和受贿范畴，不拘所贿何物——金钱、财物、房产、旅游、玩乐抑或性，都无疑当属权力寻租和权钱交易的犯罪勾当，算不得浪费。
至于决策腐败、人事腐败、行政和司法腐败无疑也都属于腐败的范畴，当以制度和法律应对之，算不得浪费。

即便如此，前述种种浪费中，亦未包括笔者所言当代中国最大浪费。
那么，此浪费系何种浪费？
且让我们了解一下近来媒体炒得沸沸扬扬颇具喜剧色彩的一件事：

日前，广州一家名称为“××土猪”猪肉连锁店年薪8万招聘15名“猪肉荣”，引来包括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在内的1500多名应届生和硕士研究生前往竞聘。
“猪肉荣”原是清末广东一著名武林人物，因其杀猪出名，而逐渐成为广东一带对杀猪的屠户的昵称。而将研究生与“猪肉荣”联系起来，这出招聘毕竟算不得正剧，总让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然而，猪肉店要研究生干什么？
据企业披露媒体报道，过五关斩六将最终进入“××土猪”任职的高材生们，将在未来的一年时间里在养猪场、屠宰场、猪肉档等场所轮职。每个人都要做养猪、杀猪、拔猪毛及到猪肉档口吆喝卖肉、操刀斩肉等又脏又累的活。这些体力活由这些文弱的高材生们去干，能否胜任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久入鲍鱼之肆后，这些研究生脑子中的专业知识还剩多少？亦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此至，大家可能知道笔者所言的浪费是什么了？是了，这便是人才的浪费。

众所周知，古今中外，术业皆有专攻。如果应聘者系西医外科相关专业，也算得是专业对口了，毕竟人家企业所用乃其解剖学专业知识，应聘者经过操刀割肉之实践，庶几乎可成当代“解猪庖丁”，忝列行业专家，企业也算有伯乐之功了；
然而，如果所聘乃艺术或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则无论如何也难称作专业对口、适销对路。毕竟，入腥肉之肆、于案板屠刀旁边，无论作诗呤唱，抑或舞蹈谱曲，都毫无浪漫可言。只有浪费——人才的浪费、专业知识的浪费、国家以及家庭巨额高等教育投入的浪费！

笔者想到著名漫画家方苞所作一幅漫画——关羽扛着大刀、刘备持着双剑来到肉铺案旁对老板恳求道：让翼德跟我们打仗去吧！可站在案上埋头割肉的张飞身边的老板断言回绝道：不行，这里的工作离不开他！
该漫画讽刺的是有些单位本位主义，阻挡人才流动。但如果考虑到张飞从小习武且技艺过人（也就是说其的专业原是武术），那么，这幅漫画也可视作对专业知识和人才浪费的讽刺。

但是，这种浪费是否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浪费或之一呢？

且让我们想一想自己，看一看身边，在我国，有多少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人目前从事的是与他所学专业风马牛不相及呵！前不久，网上热议的北大毕业生卖肉的事件，其实并非极端的事例。只不过许多类似的事例没有北大的金字招牌与卖肉的低端交易这样大的反差对比罢了。

从本质上讲，十年乃至十二年寒窗后方能选择一个专业接受高等教育的学子们，没有一个是愿意让自己的专业学识浪费掉的（个别被迫选择自己不喜欢的专业的除外）。只是时事艰难，没有机会让其找到适销对路的职务岗位罢了。

以前述事例为证，一些进入第四轮面试的应聘者对媒体表示，今年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刚毕业的大学生工作更是难找，“像‘××土猪’这样一次性录用30名应届生的企业很少见”。一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应届毕业的研究生补充道，眼见明年7月就毕业了，但招聘企业少得让人担心。今年不少企业的校园招聘都进行了缩减，原本在院校就业网站年年露面的地产、金融等招聘大户今年却迟迟不见踪影，这也更加剧了毕业生们的就业焦虑症。
因此，该公司对招聘学生进行了“不限专业、不限性别、不限年龄、不限英语成绩”等很宽泛的要求，并且提供了诱人的职位待遇，例如高薪、提供住宿或住房补贴、提供五险、组织培训深造、组织国内外旅游等，自然能够吸引高材生愿意丢下面子去卖猪肉了。

同时，公务报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景今年在我国再次出现，而且逾演逾烈！据媒体报道：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再创新高，仅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报名人员就超百万，而审查通过的报考人数就达97万,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73:1，最热门职位的竞争率竟达4000:1。
由此可见，在地方公务整体素质并不高的情况下，有关部门以先来后到的顺序维护既得利益者，让这个独木桥显得更为狭窄（详见拙作：难圆的梦与独木桥）！

然而，正如那句俗话所言：杀鸡焉用宰牛刀！同理，杀猪焉用研究生？
可是，在毕业即失业的严峻形势下，如果有生存的机会，大学生们是难有别的选择的。因此，这种人才的浪费不仅包括专业不对口和学非所用的浪费，亦包括大材小用的浪费。

如今的招聘企业，不拘是国有还有民营，谱都大的惊人，动不动一个初级岗位便要求应聘者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不管这个岗位用不用得上相应水准的专业知识。从而导致我国学历的迅速贬值——在人头攒动的招聘会上，一个本科生竟然找不到工作，一个研究生只能找到或专业不对口或大材小用的工作！无庸讳言，新一轮读书无用论已经在中国开展流行了。它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大量十几载寒窗方修得毕业正果的大学生们要么待业成为领取政府低保的社会弱者（2006年有鉴于这种就业形势，政府曾出台过大学生毕业当年未就业的可领取社会保障金的政策）；要么，为生存接受任何工作，不管是操刀卖肉还是出卖理想，不管是否学非所用抑或大材小用！
如此，巨额的家庭教育投入被浪费掉了，巨大的国家高等教育资源被浪费掉了，无数的志向或理想在无数人和无数家庭的幻灭中被浪费掉了……
然而，浪费远不止此，间接的浪费还应包括前述官员们不学无术，拍脑袋决策、外行指挥内行，瞎指挥所交学费给国家和国有企业造成的巨额浪费；因为，如果这些领导岗位是由术业有专攻的专业人士来占据，这些巨额学费原是可以避免白交的。

至此，大家可能会认识到笔者所言时学非所用、大材小用系时下中国最大的浪费的论断并非危言耸听了吧？因此，前述招研究生买肉事件不仅不是正剧，更不是喜剧，亦非简单的闹剧，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剧！
难道我们国家的教育水平真的这么高了，以至于大学生都供大于求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高等教育普及率仍然是不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在有限人才被排斥在对口的专业岗位甚至启码的工作机会之外时，这种对有限的人力资源的浪费不能不说是一件不正常的事，而其本质乃是一种社会不公，是社会成员机会不平等和既得利益者对人才及知识的排斥。
因此，笔者忧心重重且需提示给社会重视是，这种现象不仅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更是对我们传统的一些基本价值理念的颠覆。
这些价值观包括但不限于：术业有专攻，知识就是力量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知识改变命运……
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旦这些我们从小就接受并确信疑的普适的价值观受到颠覆，我们这个社会的明天会是怎样？
笔者不敢想像！您呢？

附一：
从“公款旅游”看税负痛苦
来源：青年时报作者： 2007-5-29 16:44:00

   近日，南非华人社团代表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对“中国公务团频赴南非”提出批评。称公务团鲜谈公务，多数是借官方访问、商务考察、办展览会等名目，来南非游山玩水。目前平均每年从中国各地到南非访问的公务团有200多个，人均花费5万至6万元。“中国公务团”一年在南非至少要花公款5000万。（新华社5月28日）
    由此，不能不让人联想起最近另一则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税务新闻：美国《福布斯》杂志日前发表的2007“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显示，中国税负仅次于法国、比利时，名列世界第三。对于这一说法，虽然舆论和公众普遍表示认可，但国家税务总局官员及税务专家则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在国际上仍属较低水平”，“排行榜娱乐性强于科学性”。
    显然，税务官员和专家们的上述申辩，其实有混淆概念之嫌，因为税负痛苦和税负高低，并不是一回事——税负高低的程度并不必然决定或反映税负痛苦的程度。这也就是说，一个很高的税负，如果用途得当，如充分用于民众的福利保障，那么它并不会带来多少痛苦，反之，即便税负很低，如果花得不是地方，与纳税人的福利无缘，那么其中的痛苦便是注定的。这正如此前有评论指出的：税负过重并不等同于痛苦，“中国高税负须向高福利寻求正当性”。
    而从上述“南非豪华公务游”事件以及民众的不满情绪中，不难看出，要真正想减轻我们税负的痛苦指数，或者使之显得不那么痛苦，除了向民众提供充分的福利之外，至少还应该同时向降低公务成本、大力削减税款的奢靡浪费寻求“正当性”。否则，即便“税负在国际上仍属较低水平”是事实，但如果大量税收都被糜费在公职人员的“吃喝玩乐”上、让“公仆”们大享频繁出国这样的职务福利，那么，纳税人的痛苦肯定轻不了。
    其实，如果宏观地考察公款出国旅游现象，一年花费至少5000万的“南非豪华公务游”事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算不上什么惊人的新闻。据此前媒体的报道，近年来，我国公款出境经费虽然年年控制，但年年超标。1998年指标为50～52亿美元，实际开支达280亿美元；2000年指标为65～70亿美元，实际达320亿美元；2002年则达350亿美元；2003年干部出境达427万多人次，耗资仍在300亿美元以上。
    应该说，为遏制这种公款旅游现象，近年来各级各地政府都出台了不少办法措施进行规范，如规定“领导干部出国考察，一年不得超过一次”，明令“不准以出境考察、休假等作为奖励、福利项目”等等。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些办法措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并不足以从根本上遏制住公款出国旅游的泛滥。
   因为这些办法和措施并不是建立在税款使用的源头——公共财政制度的完善上的。毫无疑问，只有规范这样一个源头，让一切政府开支、税金的使用，均全面接受纳税人的审查、监督，税负之下的公务成本才能最小化，而相应的民众福利才可能最大化，最终，所谓的“税负痛苦”，也才能根本减轻乃至彻底消弭。

附二：
你猜我国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一年要花费多少？肯定吓你一跳！
xmlin 发表于 2006-3-18 14:21:00

      中新网3月17日电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文章说，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文章要求公车改革切入，推进政府管理改革。

　　文章指出，公车改革是建立廉价政府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近几年来，关于公车改革在社会上议论的沸沸扬扬，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公车必须改革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据资料显示，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与公车消费相联系，据各种资料显示，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3万亿元计算，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

　　文章说，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民众的基本愿望和建立一个廉价政府的改革诉求不相符合。公车改革是政府自身内部管理改革的重要切入点，改革成功将极大的改变政府的形象，能有效地推进和带动其他改革的顺利进行。(竹立家)

      另据中新网3月17日电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文章说，公费出国几乎成为各级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一种普遍现象，消耗巨额财政费用，公费出国改革是政府自身管理改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文章说，近几年来，借培训为名，公费出国几乎成为各级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一种普遍现象，有些地区甚至把出国培训搞到乡镇一级，似乎只有出国学习、培训、考察才能学到新观点、新思路、新知识、新的政府管理经验。

　　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官员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

　　文章指出，必须出台严格的政府管理措施，坚决刹住公费出国的不正之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立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竹立家）

——简评：一年我国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要花费9000亿元，平均全国每人身上要摊上近700元！三项一样减一半的话，是4500亿！全国13亿人，每人可得到346.15元，按每年1000个人中有一个人有大病，这个人就可以有34万的医疗费用，实惠点治疗，够用了吧？？就算现在医疗费用高也能应付了，如果一个2口之家，20年内，只有一个孩子，每个人每年浪费346元，20年就是1.384万，够一个大学生的学费了吧？（一般大学）！靠至上而下的改革是不可能解决基本问题的，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几乎成为历朝历代的通病，这是中央集权的必然后果。改变机关作风、搞三讲之类的东西只能在发文件、开大会上说说，不是治本的办法。中国的体制缺乏这种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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