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合同签订地为日本国神户，装货港为日本国大分港，卸货港为中国天津新港，被告在中国大连设有分支机构并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作为涉外合同纠纷案件，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日本国法院，中国天津海事法院，中国大连海事法院均有管辖权。厦门海事法院应将该案移送给谁呢？这也是本案的一个有实际意义的法律问题。从涉外民事诉讼上看，一国法院的管辖权仅在本国领域内有效，因而，不能将案件移送给日本国法院。在中国的两个有管辖权的法院，大连的管辖联系因素强于天津，而且有利于判决的执行。所以，由大连海事法院管辖最具有实际意义。厦门海事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给大连海事法院处理，可以说是有创新意义的，其对向谁移送的考虑，是值得借鉴的。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本案应适用的法律，不应是《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而应是第三十八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