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某县侦查机关接到特情人员（俗称“耳目”）某乙密报：农民某甲有贩卖毒品鸦片的嫌疑。侦查人员嘱其加强观察，必要时可以靠上去，确证后再报。某乙遂接近某甲，问其是否有鸦片卖，如有的话，一大老板要买。某甲称一向在家安份守已，从未贩卖过鸦片，也不知何处有鸦片可买。某乙未将此情及时向侦查人员报告，而是再次靠近某甲，并以“鸦片可赚大钱，只要有货，可代为介绍认识大老板”相引诱，某甲口称没有鸦片，但却心生犯意。春节间，某甲到临县一亲戚家作客，听得当地有人卖鸦片，遂想起某乙之言，于是购得一批（数量巨大），带回家中，与某乙联系；某乙即向侦查人员报告，侦查人员告知某乙，与某甲约定交货时间，到县城一宾馆内与“老板”

　　交易。侦查人员遂扮作老板，事先入住宾馆内，当某乙带甲前往交易时，被侦查人员人赃俱获，即予刑事拘留，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检控审判要旨」

　　检法两院对某甲贩卖毒品案在捕诉、审判环节均发生了激烈争议以致无法结案。

　　一种意见认为，此案难以对某甲认定贩卖毒品罪。理由是，此案在侦查中对耳目的使用违反了特情工作规则，特情人员（耳目）明知其掌握的线索失实，却不向侦查机关如实报告，因而导致侦查机关对既无犯罪意图、更无犯罪行为的某甲使用秘密侦查手段，且在侦查中，耳目明知某甲无犯罪意图，却故意引诱并教唆其实施为刑法所惩罚的行为。此案即使要定罪，也应当先对耳目定罪。

　　另种意见认为，某甲基于自由意志，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应当自负刑事责任。虽然对耳目的使用违反了规定，但是，耳目并未对某甲进行强制，故侦查人员的违规行为不能成为某甲的免责事由。

　　检法两院在办理本案时均因意见分歧太大，遂逐级请示此类情况的法律适用问题，得到批复后方才将此案起诉、审判。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对某甲判处有期徒刑10年（已属法定最低刑），判决生效后，某甲被送监服刑。

　　「评析」

　　此案在检控审判中的争议，从现象上看，是一个刑事实体法问题，即陷入他人所设圈套的某甲，其行为是否应当定罪处刑；而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剖析此案，就会发现，负有打击犯罪、保障人权职责的侦查机关，违规使用侦查手段，陷人于犯罪境地，是否属于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的不法侦查？尽管秘密侦查在经常性地被使用着，但是，程序法对此类问题却并无规定。因而，本案提示了一个诉讼法的漏洞，它更具诉讼法学价值。进一步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对侦查陷阱的争执，尽管有着与当年对“收容审查”这一行政强制措施的争执相类似的意义（即法律保留它，有利于打击犯罪；废除它，有利于保障人权），但是，对侦查陷阱或者诱惑侦查的内在矛盾和宪法及法律规制的论争，在国内法律界尚未深入进行；即使在美、日等国，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念，也演绎出了各种不同的法理论、判例和学说，这些理论学说也处于不断的变动发展之中，因而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