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 See e. g.， Jon Robins， Trail Lawyers Are Put on Trail， Fin， Times， Feb. 3， 2005， at 12.（人们习惯于说：我要找个律师，但这不过是威胁罢了，甚至可能是最没有威胁力的威胁。）

　　[128] See， e.g.， Marc Galanter， The Conniving Claimant： Changing Images of Misuse of Legal Remedies， 50 DEPUAL L. Rev. 647（2000）； Marc Galanter，， The Hundred-Year Declin of Trials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57 STAN. L. Rev.1255（2005）； Marc Galanter， An Oil Strike in Hell： Contemporary Legends About the Civil Justice System， 40 Ariz. L.Rev. 717（1998）； Marc Galanter，， Reading the Landscape of Disputes： What We Know and don‘t know （and Think We Know） About Our Allegedly Contentious and Litigious Society， 31 UCLA. L. Rev. 4（1983）； Marc Galanter， Real World Torts： An Antidote to Anecdote， 55 MD. L. Rev.1093（1996）； see also Stephen Daniels， The Question of Jury Compet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Civil Justice Reform： Symbols， Rhetoric and Agenda-Building， 52 Law  Contemp. Prob. 269（1989）； Stephen Daniels  Joanne Martin，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The Precarious Nature of Plaintiffs’ Practice in Texas， 80 TEX. L. Rev. 1781（2002）； Stephen Daniels  Joanne Martin， The Strange Success of Tort Reform， 53 Emory L. J. 1225（2004）； Valerie P. Hans  Stephanie Albertson， Empirical Research and Civil Jury Reform， 78 Notre Dame L. Rev. 1497（2003）； Robert M. Hayden， The Cultural Logic of a Political Crisis： Common Sense， Hegemony and the Great American Liability Insurance Famine of 1986， 11 Stud. L. Pol.  SOC‘Y 95（1991）； Michael J. Saks， Do We Really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Behavior of the Tort Litigation System—And Why Not？， 140 U. PA. L. Rev. 1147（1992）。

　　[129] Marc Galanter， Shadow Play： The Fabled Menace of Punitive Damages， 1998 Wis. L. Rev. 1， 13-14.（描述了试图限制惩罚性赔偿的组织化反应，这些反应是根据涉及到政治选战的各种声明的证据作出的。）

　　[130] Tomlins， supra note 42， at 961.

　　[131] David M. Trubek  John Esser， “ Critical Empiricism” in Amercan Legal Studies： Paradox， Program or Pandora‘s Box？。 14 Law  Soc. Inquiry 3， 11（1989）。

　　[132] See William C. Whitford， Critical Empiricism， 14 Law  Soc. Inquiry 61 （1989）。

　　[133] 例如，John Brigham 和Christine B. Harrington教授认为，现实主义的失败是由于“法律分析中的社会领域……在高等法院的文献中，最具法社会学研究特征的是由社会科学家所提出的政策，但它们局限在（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上，它很少注意这些政治意向的由来（职业和传统原理）”。John Brigham  Christine B. Harrington， Realism and Its Consequences ： An Inquiry into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Research， 17 INT‘L J. 41， 50（1989）。

　　[134]已故的Jackie Macaulay博士在维斯康星大学贫困问题研究所（IRP）1979年的一份未正式出版的报纸上刊登的一篇论文中论述了《从社会科学研究中获取政策结论的障碍》（Jackie Macaulay， Some Barriers to Drawing Conclusions from Social Science Research（1979）， available at ），这是她在1974年IRP所做的一个笔记和评论论文（A Skeptic‘s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n Poverty）的发展；同时还采用了1975年IRP的一篇论文（Welfare Bad for Children）的观点。在论文的结论中，她将妨碍社会科学研究获得政策结论的各种因素列举为：（1）急功近利的短视观点；（2）样本偏差及对第二手报告缺少足以识别的标识；（3）对样本提供群体的定位、识别的偏差；（4）对研究所处的环境定义不完整；（5）没有数据的细节（例如，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研究穷人的特点并假定其他人必然与之不同）；（6）无效的因果推论；（7）外在世界的偏差（影响到所收集的社会统计资料）；（8）相同性与差异性的“意义”（不详）；（9）理论、概念和方法不充分的问题，包括：（a）虚假的二分法；（b）可疑的对称；（c）结果未定的循环；（d）缺少替代物；（e）带有贬义的标签和证据不足的臆测；（f）理论与操作中的变数不一致；（g）过于简单的模式和无批判的变动；（10）由于学术规范和学术成功道路造成的问题（Id，at 1-13）。简而言之，由于人们不熟悉社会科学，这些学术研究并没有形成清晰的“事实”，以使法学家能注意到它们、并将其纳入自己的分析。即使社会科学研究看起来能支持我们偏好的观点，只要我们关心的是事情的发展而不是为了寻求支持自己观点的权威修辞，就必须以怀疑和谨慎的目光去加以审视。

　　[135] See Macauly， supra note 83， at 156-63（所有用于法律研究的社会科学的普通方法都存在一定缺点）。

　　[136] 经典的论述来自卡尔？马克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Karl Marx，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115（1852）。 Dave Trubek和 John Esser教授声称，他们的热望是：“发展一种批判法社会学，它能在不抛弃机构（agency）理念的同时与结构理念融为一体，并能够坚持社会生活的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基本观察视角的同时，识别各种规律和模式；同时坚持微观与宏观的分析必须相互协调。” Trubek  Esser， supra note 131， at 35 n.69.在一次个人交流中，他们将这一解释归功于Boaventura Santos.

　　[137] Robert Kagan教授提出，上个世纪法院索债案件的减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他称之为“制度的确定化”的东西。Robert Kagan， The Routinization of Debt Collection ： An Essay on Social Change and Conflict in Courts， 18 Law  SOC‘Y Rev. 323， 352-63（1984）。这包括“大规模的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发展减轻了引起个人间冲突的原因，或者为其提供了集约化的行政性救济（与个案性的法律救济相比较而言）。” Id at 352.

　　[138] See Macauly， supra note 83.

　　[139] See Shiriey A. Dobbin et al.， Surveying Difficult Populations ： Lessons Learned from a National Survey of State Trial Court Judges， 22 Just. Sys. J. 287， 288（2001）。“在调查项目中，能够很好地对参加者的决定作出预测的人，对研究项目是有益的，尤其是当繁忙的专业人员面临着苛刻的时间要求时。”Brion Sever et al.， Successfully Acquiring Data from the Criminal Courts： Is It What You Know， Who You Know， or What you Don‘t Tell Them？， 22 Just. Sys. J. 315， 315（2001）。“（调研的）策略包括利用与一个机构的内部或接近的联系，并（向调研对象）隐瞒研究项目的确切性质”。See also Matt Bradshaw， Contacts and Member Check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Human Geography： Reason for Caution， 33 Area 202， 203（2001）。“一个研究者与一个低收入的房主之间的关系，与之同一个资深管理人之间的关系相比较而言，力量是截然不同的。”David Shulman， Dirty Data and Investigative Methods ： Some Lessons from Private Detective Work， 23 J. CONTEMP， ETHNOGRAPHY 214， 250（1994）。 虽然田野调查者必须谨慎避免按照自己偏好的方式提供资料提供者的报告，但他们也需要承认并非仅仅按照主题本身的样子去进行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