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一部完整的历史也会集中谈到Walter Wheeler Cook教授有关法律冲突的研究。我本人接触鼎盛时期的法律现实主义是在斯坦福法学院Moffat Hancock教授的冲突法课堂上，Cook是Hancock课堂的主角。后来在我担任斯坦福法学评论的编辑时，发表了John Henry Merryman教授的Authority of Authority： What the California Supreme Court Cited 1950， 6STAN. L. Rev. 613（1954）。值得高兴的是，当我在正统法律教育中努力奋斗去掌握《法律重述》时，一位我非常喜欢的教授却对它施之以嘲讽。在我担任大法官William Denman的法律助手几年之后，于1956年获得Bigelow奖学金并成为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师。在这里，我开始认真观察卢埃林教授。然而，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良师当属Malcolm Sharp教授。我从他那里通过他和Fritz kessler教授写的具有很强法律现实主义特点的案例教材，学到了许多关于合同法知识，后来我自己开始教合同法时，也使用了这部教材。See Friedrich Kessler  Malcolm P. Sharp， Contracts： Cases And Materials（1953）， 当我成为法学教授后，我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Roger Traynor 法官有关合同法判决的研究。See Stewart Macaulay ，Justice Traynor and the Law of Contracts， 13 STA. L. Rev. 812（1961）。 Traynor法官是美国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上诉法官之一。在我那一代的法律教师中，法律现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仅被作为一种假定。

　　[25]Karl N. Llewellyn，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 Deciding Appeals 5（1960）； see also William Twining， Karl Llewellyn And Movement， at viii（1973），

　　[26] U.C.C.§ 1-102（2001）。

　　[27] Id. § 1-102 cmt. 1.

　　[28] William W. Fisher， Morton J. Horwitz 和Thomas A. Reed教授断言：法律现实主义向激励美国人的三个理念问题提起了挑战。即，在美国，是人民（而不是法官）决定法律规则并受其统治的信念；司法审查有利于加强而不是削弱代议制民主的信念；以及对我们的制度是法治、而不是人治的信心。这些美国大多数法学理论流派所信奉的伟大理想，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都受到了挑战。American Legal Realism， at xiv-xv （William W. Fisher III et al. eds.1993）。

　　[29] See Jerome Frank， Court On Trail： Myth And Reality In American Justice， at viii（1949）； Robert Jerome Glennon， The Iconoclast As Reformer ： Jerome Frank‘s Impact On American Law 60-65（1985）； Jerome Frank， What Courts Do In Fact 26 ILL. L. Rev. 645， 647-48（1932）。 Lawrence Friedman教授对于现实主义的规则怀疑论作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学的限定：“在法律体系中有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建立非任意性规则的强烈趋势，在那些涉及大众的重要社会问题领域，这种趋势最为强烈；但是，对一些过去受交易惯例控制的领域，通过特定的法律机构介入以及建立相对确定的法律预期十分重要。……法律体系应该更多地通过正式的裁判规则、而不是通过操作加以表达。Lawrence Friedman， Legal Rules and the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 19 STAN. L. Rev. 786， 794（1967）； see also Arthur L. Stinchcombe， When Formality Works： Authority And Abstraction In Law And Organizations（2001）。

　　[30] See Twinning， supra note 25， at 225（1973），正如William Twining所言：在商事案件中，法官能够以商人的方式看到事实，也能从律师的观点看待问题，从共同体的整体“习俗”看问题，法官掌握着“情境意识”，如果他能比一般人在这种情景和这个问题上略胜一筹，他就是“智慧的”。

　　[31] See supra note 29.

　　[32] See Karl N. Llewellyn  E. Adamson Hobbel， The Cheyenne Way ： Conflict and Case Law In Primitive Jurisprudence（1914）。分析了Cheyenne人的法律实践并称赞他们的“美好的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