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大陆学者主张废除有限公司之议，尚未尝闻，只有关于台湾有限公司存废争议之介绍，见周晓红：《台湾学者谈“有限公司”的变革》，载于《中国法学》1993年第2期。

    [7] 这点可从以下三方面得到印证：（1）国民政府于1929年制定公司法时，并未随波逐流贸然采用有限公司形式，反而“其原则草案曾拟定小团体保证有限公司，其对外所负责任不得少于认缴股本之三倍”。（2）在1980年台湾修订公司法时，就有限公司之存废曾引起激烈争论，连其“最高法院”也“主张将公司法中之有限公司一章删除”。在该次公司法修正中，基于“加强公司大众化，限制有限公司设立”的原则，删除了股份公司可变更为有限公司的规定。（3）到2002年，就废除有限公司之议仍念念不忘，甚至“众人认为用其他制度改造有限公司在理论上并无大碍，奈何现实中有限公司大量存在，遽然变动，恐不利于经济发展，乃作罢。”参见林国全：《有限公司制度应修正方向之探讨》，载于《月旦法学》2002年11月，第199－200页。另可参见武忆舟著：《公司法论》，三民书局2002年版，第151－152页，转引自谭甄，前注2，第29－30页。

    [8] 虞政平著：《股东有限责任——现代公司法律之基石》，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

    [9] 鉴于有限公司中的“出资额”与股份公司中的“股份”仅有词语上的差别而无实质上的不同，本文亦对其不加区别。

    [10] 江平，前注4，第124－127页。另可参见刘公伟：《股东有限责任之经济分析》，载于《政大法学评论》第64期，第134页。

    [11] Hansmann & Kraakman，Toward Unlimited Shareholder Liability for Corporate Torts，100 Yale L.J. 1991，第1894页。参见刘公伟，前注9，第124页。另对于公司中控股股东影响公司经营管理的情形，本文暂不讨论。

    [12] 柯芳枝，前注1，第157页。

    [13] Gower， Gower‘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Fourth Edition， Stevens & Sons， 1979， at 43-49. Farrar， Farrar’s Company Law， Fourth Edition， Butterworths， 1998， at 20-21.

    [14] Hansmann，前注11，第1923页。虞政平，前注8，第132页。

    [15] 虞政平，前注8，第87－88页及第113页。Hansmann，前注11，第1924页（“在1844年以前英国的制造企业很难获得特许状”）。David W.Leebron， Limited Liability， Tort Victims， and Creditors， 91 Colum.L.Rev.第1586页，内注68.

    [16] William E. Nelson， Americanization of the Common Law： The Impact of Legal Change on Massachusetts Society， 1760——1830， at 133－136 （1975）（“公司是19世纪初期另外一个从推进社会利益转变到促进个人利益的机制。”）

    [17] Farrar， 前注13，第21页（“1855年的防范措施被以自由放任之名弃之一旁。”）。 Gower，前注13，第48页（“<合股公司法>通过之时正值自由放任的全盛时期”）。亦可参见虞政平，前注8，第111页。

    [18] Gower，前注13，第44－45页（“为有限责任而论争沾染了社会改良的色彩”，“有限责任是符合穷人的利益的”）。Nina A. Mendelson， A Control-based Approach to Shareholder Liability for Corporate Torts， 102 Colum.L.Rev.第1217页，内注51（“另外一个为有限责任辩护的理由——它是一种将获取财富的机会民主化的手段——明显是针对那些家资不丰的人而言的”）。另可参见虞政平，前注8，第109－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