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意识地要修改和重建国家政治权力正当性理念，应该是从“益之以言教”的康有为一代人开始的。中国走向近代的情形与西方社会是有所不同的。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在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意识形态的传统社会里，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由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整套纲常伦理来加以正当化论证和制度化调整的，并由此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中国伦理文化，这个文化视群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体被消融在群体的神圣高调之中，个体的权利意识是缺乏滋生、培育的土壤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陈独秀等人都明确地认识到了，中国文化必须要走出虚假的群体利益，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建立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康有为在《礼运注》中说：“礼者，各因其宜，而拱持其情，合安其危，而人己各得矣。夫天生人必有情欲，圣人只有顺之，而不绝之。然纵欲太过，则争夺无厌，故立礼以持之，许其近尽，而禁其逾越。尽圣人之制作，不过为众人持情而已。夫与人必生危险，常人日求自安，不知所以合之。然自保太过，侵人太甚，故立礼以合之，令有公益，而各得自卫。故尽圣人之经营，不过为众人保险而已……圣人之礼，无往非顺乎天地，顺乎人情，顺乎时宜。” “礼”等制度的制作不再是为了人的“忠”“孝”之类德性的实现，而主要是为了基于自然人性论的利益和安全的真正实现，人的自然欲求通由“礼”（制度）而能够比较顺利而合理地得以满足。在近代思想家们看来，国家政治权力如果离开了这个价值基点，其合理性和正当性便不存在了。

　　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