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由于现代化和体制转型的双重过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是叠加的。现代社会的“时—空延伸”特征，以及中国体制转型所带来的多元化、市场化、非集中化、流动性特征，使得重建共享价值观体系、弹性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的组织化体系、法治及社会信息沟通体系，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控制体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关键词」社会变迁 风险 社会控制

　　当“风险社会”[1]成为一个日益流行的概念，并通过例如“9·11”恐怖袭击事件和SARS流行为社会大众所切实感受到后，说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风险来自各个方面，“社会控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对于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来说更是如此。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社会控制意味着社会通过各种机制或手段对个人和集团的行为进行约束，从而达到维持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避免社会解体危险的目的。最初美国社会学家罗斯（Edward A.Ross）提出社会控制的概念，就是面对美国社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浪潮所引发的社会解体和社会混乱的危险。 [2]

　　社会控制的实质是维持社会秩序。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和手段是共享的价值观、有效的制度和组织、统一的行为规范（包括法律、规则、习惯、传统等），通过外在的强制和内在的认同两个主要机制，达到约束行为、维持相互依赖、保持沟通、推进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相互合作的目的，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维持和有序的变迁。一般来说，社会控制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对社会各个部分和社会成员进行协调和规范的过程。

　　一、变迁与风险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过程，即现代化过程和体制改革过程，或现代化的变迁与体制的转型。

　　（一）现代化

　　现代性以及现代化的趋势，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基于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风险却是摆在当代中国面前的一个新的问题。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最早系统地讨论了现代性或现代化社会所面临的风险。[3]贝克指出，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和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全球化过程和信息化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无数的机会，但也制造着无数的风险。贝克以及之后的吉登斯从各个方面指出了风险社会的特征，如技术发展的风险、环境的损害、金融和投资、知识和生活状况的差距与分裂，以及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这些突发事件正是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扩散到整个社会的。我们已经看到了近期这些突发风险事件的实例，“9·11”恐怖主义袭击、SARS的流行、美国和意大利的大面积停电等。

　　吉登斯关于“时—空延伸”的分析揭示了现代性向社会控制提出的更为深层的风险基础和挑战。他分析了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的区别，认为现代性的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本质特征在于：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时—空结构，即现代化的扩散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过程和事件超出了传统自然共同体“同时同地”的范围，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将时间和空间分离开来。现代社会的风险就产生于：现代性下的时—空联系由传统的“在场”转变为“缺场”，社会活动的方式越来越依赖于人们在时—空“缺场”情况下的互动。现代社会在“时—空”结构上的高度伸延，是通过两种“脱出”机制实现的：一是象征符号系统，二是专家系统。处于分离和缺场状态下的人们依靠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获得信息，达成共识，形成共同行为，从而维持相互依赖。但问题在于，如果提供信息和解释信息的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出现问题，现代社会在时—空结构上的相互依赖就会受到极大损害，现代社会就有可能陷入高度紧张和突发性事件所带来的混乱的风险之中。[4]因此，现代社会中存在一种“时—空”断裂的潜在危险，社会秩序的问题转变为如何将高度伸延和分离的时—空系统整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