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包括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中，都存在一些共同的社会控制体系或手段，例如，法律、国家暴力机器、组织制度、具有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以及习惯和传统，它们都是维持秩序、防止社会解体的基本手段。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些特殊的社会控制体制具有独特性，这些特殊的社会控制体制在剧烈的政治变革或动荡中，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中，较为成功地抵御了变迁所带来的风险。其中，最具有特色且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控制体系，就是为人们所熟悉的所谓“单位体制”。

　　单位体制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统治的形式和工具，即一种组织化的国家统治体制。借用韦伯的话来说，是一种“组织化”的统治。[5]因而，单位组织具有社会结构的意义。

　　单位体制形成于社会主义最初对中国社会的重新组织的过程中。1949年后，配合国家对整个社会体制的选择，我国在资源分配、社会调控和组织管理三个方面建立了单位体制，构成了整个社会调控的基层体制。[6]在单位体制下，所有基层单位都表现为国家行政组织的延伸，社会的整合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单位成为行政机构的内部组织形式。国家的意志按照行政隶属关系下达到各个单位，再通过单位而贯彻于全社会。因此，单位体制为社会管理机构对各种社会力量的调节和控制提供了新的制度架构。[7]（P61-63）在这个意义上，“单位体制”是中国城市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调控形式。[7]（P43）

　　在单位体制下，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社会行为被逐一整合到一个个具体的“单位”中，单位赋予社会成员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控制他们的行为。[8]个人归属于单位，而单位成为国家对社会进行直接行政管理的组织手段和基本环节。单位组织同时也成为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主要场所。[6]社会成员对工作场所的全面依附实质上是个人对国家的依附。因此，整个单位体制是一种向上依赖、向下控制的体制，是一种资源分配、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体制。

　　单位体制的形成与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结构相一致，或者说很好地适应了当时中国的基本制度结构和社会环境。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多次政治变革和动荡以及大规模工业化的过程中，当时中国社会基本上能够保持相当的社会控制能力和社会秩序。

　　但是，自从中国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体制变革和社会结构变革

　　对中国社会二十多年发生的变革，人们已经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是，这些讨论大多仅仅限于这些变革本身。社会风险的视角促使我们从社会控制或国家控制的角度对这些变革进行新的反思。从社会控制风险的角度看体制变革，下述变革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多元化

　　中国体制转型最重要的结果之一，也是人们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最显著的变革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在众多方面的多元化。其中最重要的多元化至少包括：

　　第一，体制和制度的多元化。体制多元化在这里主要是指单位制的弱化，甚至是解体所显现出来的特征。单位体制之所以能够存在，能够具有社会控制的功能，其最根本的基础在于：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资源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传统的社会控制基于单一的单位体制，从上到下用行政命令贯通起来，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被置于单位中，从而受到相应的控制。由此，国家对单位、单位对个人形成了强有力的控制。

　　中国的体制转型首先是从原有体制之外开始的，大量的社会资源和行动空间在单位体制之外被创造出来，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仅从就业指标来看，由于非国有经济在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中的比重已经占到2/3左右，所以，多数劳动力在非国有单位中就业。根据2003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城镇2.478亿就业人员中，在国有单位中就业的人员总数为0.7163亿，仅占总体的28.9%；与1999年相比，在国有单位中就业的人员数量减少了1400万左右。[9]与此同时，在一系列国有体制的改革中，即使是那些还带有较强烈单位色彩的组织，由于各种体制和制度的变革，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和国家的关系。传统的单位制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体制的多元化弱化了，各种组织特别是非国有组织对于国家的依赖性也已经大大减弱，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脱离了单位体制的束缚，国家通过单位体制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国家通过单位对社会成员的控制范围已经大大缩小，导致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能力大大降低。例如，在SARS防治需要控制流动人口时，我们可以看到国有单位、大规模的单位以及与地方政府有密切联系的社区发挥了巨大作用，而那些分散的、非国有的、社区体制相对薄弱的地方，国家意志和命令的效力则大为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