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利益多元化或利益分化。利益分化的过程在传统体制中已经存在，只不过那时整个社会的同质性相对更高，因而协调的复杂性相对较低。但是，体制的转型，特别是体制、制度、资源的多样化趋势，则加剧了利益的多元化和分化，不同层次、不同部门、不同单位乃至不同的人群，其利益目标越来越独立，利益边界越来越明晰。

　　不同利益主体的协调在传统体制中、在其他社会形态中都存在，都有在利益分化基础上实现有效社会控制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一个正在经历社会结构继续分化的社会中如何协调不同的利益主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机制去协调。过去国家可以在同质性较高的基础上，用“全国一盘棋”的机制实现统一协调，但现在利益形成的基础已经改变，利益协调的方式也应该随之改变。

　　（二）市场化

　　市场化的变革众所周知，过去人们更多地讨论市场的完善和国家基于市场的宏观调控。然而，市场化向社会控制同样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首先，市场化的发展意味着国家直接控制的资源相比过去大为减少，大量的资源为各种各样的市场主体所控制。因此，面对现实的或可能的社会风险，如突发性公共事件，国家进行控制所需要的资源多存在于市场之中。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市场关系的性质是交易性而不是命令式或强制性的，交易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当国家面临风险事件需要采取命令式手段动员或调动资源时，协调交易性关系和命令式关系就成为一个问题。不仅市场中不同主体的关系是交易性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国家和市场主体的关系也是交易性的，即使是行政性的命令关系，其基本的制度环境仍然是市场制度，是作为市场制度的补充而发挥作用的。大量存在的市场化关系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以命令关系为主的行政化关系体系。

　　第三，在市场化的环境中，规范各种行为主体的手段将主要是法律手段而非行政命令手段，或者是依据法律的行政命令手段，特别是涉及资源的调动、使用、处置时更是如此。在市场化的环境中，缺乏法律基础的行政命令或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抵抗”，或者在下一次风险事件中会变得没有效力。

　　（三）非集中化

　　相对于多元化和市场化来说，非集中化特征往往被市场化所掩盖，为人们所忽视。这里，“非集中化”主要是指相对于传统体制中中央政府高度集权的体制来说，体制转型中国家或政府的权力，特别是动员和调动资源的权力，由中央政府向下分散和转移。如果说行政命令权力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的话，相对于传统体制来说，它更多地已经由中央政府分散到各级政府手中。这种非集中化的趋势是由一系列财政体制改革、利益分配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教育体制改革等造成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已经从不同方面深入探讨了非集中化对于基层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结构和利益群体变化的影响。

　　非集中化向风险控制提出的挑战是，当需要整个社会协调、控制以应对风险事件时，当需要高度统一的来自于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的命令权力时，如何协调已经在非集中化的基础上运行的行政权力？在这次SARS事件中，人们看到了很多断路、地区封锁、强制性隔离乃至拒不执行中央和上级政府决定的地方性政府行为。这些行为也许对于当时当地防治SARS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但却可能有损于整体的控制，更与常态下现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需要相违背。

　　（四）流动性

　　在传统的控制体制下，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自由流动的空间是不存在的，无论是地理上的流动，还是社会空间意义上的流动。社会成员有控制的流动构成了传统体制下控制有效性的基本前提。体制转型以来最为引人注意的问题之一，莫过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人口流动的范围已经从国内不同地区扩展到不同国家之间。在常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控制人口流动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当这一人口流动的过程发生在一个急剧变迁的时期时，就更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在SARS事件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人口流动给防治SARS带来的巨大风险。当我们关注突发流行病事件中的人口流动控制问题时，不仅应该重视人口的地理流动与社会风险控制的关系，同时应该充分注意到社会成员在社会空间内的流动。单位组织已经无法有效地保证对其成员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