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化在更广、更深的范围内将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同时也使得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更加依赖于这种联系，因而使得整个社会变得更加脆弱。SARS爆发和流行所带来的混乱和恐慌，除了向医疗卫生体系或医学技术提出严峻的挑战外，更是直接向我们的社会控制提出了挑战，促使我们从社会控制角度进行多方面的反思。SARS表现为一个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但我们在考虑它的“卫生事件”特征时，不应该忽视其更重要的特征——“突发公共事件”，这次是公共“卫生”事件，下次可能是公共政治事件、自然灾害事件、生活事件（突发大规模停水、停电、交通断绝）以及其他突发性的危及整个社会的事件。因此，我们应该将反思置于一个更为广泛和深层的基础之上，其中之一就是基于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控制风险之上。就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来说，其本质是“控制”，即控制事件传播、社会混乱、社会恐慌、连锁危机等。而突发性公共事件由于其突发性和公共性，特别是公共性，使得控制的主体和责任主要是国家。因此，控制风险的问题转变为国家如何反应、决策、控制突发性公共事件。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常态性的事件需要整个社会层面上的控制，突发性的事件更需要国家在整个社会层面上的控制。

　　在传统社会里，由于社会的各个部分是分散和孤立的，信息和变迁是缓慢的，因此，应对即使是大规模的社会危机，也主要是在危机爆发后，依靠国家暴力与行政机器的力量，强制性地恢复或维持秩序。但是，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则更多地需要国家的协调能力、动员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依赖组织化的体制和共享的价值观及行为规范，借助于现代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支持，从整体上应对可能的社会风险，包括建立控制风险的预警体系。

　　（二）体制转型

　　几乎所有“风险社会”理论所讨论到的、缘于现代性的社会控制的风险，在当代中国都或多或少地显现出来。但是，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控制的风险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风险可能是叠加的或者是双重的，因为当代中国社会除了正在经历一个现代化的变迁外，还在经历一个巨大的体制转型变迁。相对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工具性、物质性的变迁来说，体制、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革是更为根本的变革。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体制转型使得体制、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处于一种迅疾的变革之中。

　　如果说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是建立在以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那么，主要是以分化、多元化和复杂化为标志的体制转型，就是叠加在现代化的变迁上，因而向中国的社会控制体系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让我们再以SARS为例加以说明。

　　如果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去考虑SARS这样的突发性公共事件，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类似的公共事件在改革开放前也出现过，但那时为什么没有引起 SARS流行和爆发的早期失控以及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已经指出，整个社会的有效控制主要取决于两种基本手段，它们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都是对人们行为的限制。二者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对人们基本社会关系和利益的调整上，因而它们的功能以及派生的其他手段取决于基本的社会结构及相应的制度环境。

　　从这样一个角度去反思SARS事件，如果承认在抗击SARS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程度不同的“失控”问题的话，问题可进一步表述为国家或社会控制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可以给出的一个答案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共享价值观的变化也是同等重要的原因，但这里不做更多的讨论）。面对发生在变革了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的突发性公共事件，传统的认识、机制和手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适应新的风险事件的挑战。二十多年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已经形成了不同于原有社会结构的状况，这对于社会控制来说是更为根本的风险性挑战。尽管传统的控制机制和手段还具有相当的功效，甚至在这次SAILS事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它们是否能够在持续的体制转型中继续发挥作用，这需要更深层次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