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判决是指因欠缺判决的基本构成要件在法律上不能承认其以判决而存在者。一般来说判决的成立，至少须具备三个构成要件：（1）其主体是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非法院的判决，均属非判决；（2）须为解决一定的诉讼事件而作出，并无为解决一定事件而作判断的意思，不得称为判决；（3）判决的成立，必须按法定的方式做出，即须经宣示。在宣示前，即使判决内容已确定。判决原本已拟就，仍不能说已有判决。与无效判决相比，非判决的救济方法有所差异：（1）非判决并不终结审级，因此有重新下判决的必要，此时，当事人得主张审级未终结，请求续行诉讼程序。（2）判决的存否并非法律关系，而仅属事实，因此欠缺确认的利益，不得提起确认判决不存之诉。（3）对于根据非判决所为的强制执行，得声明异议以求救济。

　　三、法院诉讼行为的规制

　　1.法院诉讼行为规制的必要性

　　法院的诉讼行为是通过具体的司法者行为来表现的，因此对法院诉讼行为的规制实为对司法者行为的规则。在诉讼活动中，司法者的范围并不限于法官，但法官的地位和作用具有不言而喻的决定性，我们探讨对司法者行为的规制主要是指对法官诉讼行为的规制。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法官”一词常被引用于表达社会生活中某些人公正廉洁、明断是非的崇高形象，这间接地说明即便在现代社会中，法官的偶像意义也没有完全丧失，至少概念上的“法官”依然是社会公正的典型化的人格载体。然而，从法哲学或法社会学理论对法官行为或形象的认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总体趋势，这就是逐步抛弃古典主义为法官所树立的偶像，把理论分析的触角和视角扩及到法官职业行为的社会背景和具体人格特征以及行为的心理过程，把法官还原到现实人的意义上加以认识，从而完成了法官从圣坛走向世俗生活的过程。（注：参见柴发邦主编：《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但是尽管如此，法官的这种偶像地位和天然的正当性仍对人们（包括立法者）产生深远影响，并在我们的诉讼立法中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得以体现。

　　从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看，法官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作为社会统治秩序的特定维护者。另一方面他同时也是社会生活中的自然人。前者决定了法官的社会组织本质，后者则决定了法官的个性自然本质。法官的社会组织本质和个性自然本质构成了法官这一特定社会角色的双重人格载体。（注：参见顾培东著：《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作为社会统治秩序的维护者，法官理应排除干扰，秉公执法，独立行使职权，完成社会对其秩序维护者的期望，然而“法官仅仅是人——我们在人的统治下生活，而不是在法律的统治下生活——以至不应把法官看作是法学家公认的明确意义上的法官。”（注：参见顾培东著：《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作为普通社会成员的法官，其行为必然要受到来自社会诸多方面，有时甚至是权威方面的因素的影响。正因如此，我们一方必须加强法官依法独立审判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又必须加强对法官行为的监督与制约。审判独立与审判监督是对立统一体。（注：参见何文燕、廖永安著：《民事诉讼理论与改革的探索》，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435页。）然而，我国的现实状况却是一种十分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法官依法独立审判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依法独立审判的制度保障尚未健全；另一方面法官行为的监督机制乏力。此外，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诉讼立法仍带有重实体轻程序，重实体结果关怀、轻法官行为监控的倾向，以致法官违反诉讼程序规定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比比皆是。应当说，这与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是极不相适应的。因为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程序正当是其重要标志。现代司法之所以注重程序，应该说决非偶然。因为既能保障公民权利，又能控制司法行为，既能保证法官的法律秩序代表的地位，又能防止少数害群之马借此践踏法律的唯一办法就是严密的程序。为此，我们必须从传统的观念与制度方面实行转变。（注：参见何文燕、廖永安著：《民事诉讼理论与改革的探索》，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415-422页。）（1）从注重实体公正转向注重实体与程序公正并重；（2）从注重对法官的惩罚转向提高法官素质与加强法官保障；（3）从注重对实体结果的关怀转向注重对法官行为的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