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 吕昶 渠涛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页130。

　　[12] 这里须注意，“请求保护功能”虽然是社会权的根本属性，但传统的自由权在宪法进入“生存权” 时代之后，也可能具备社会权的这种属性。也就是说，国家也可能以积极的作为去保护自由权，而不再仅仅是以消极的不作为来“不侵犯”自由权。这样，自由权就具有了部分“社会权的性质”。

　　当然，自由权的根本功能还是“抵御功能”，如果轻易的让自由权的“社会权性质”代替了“抵抗权性质”，可能导致整个自由权原理的崩溃。因此，对于自由权的“社会权性质”的承认以及在法规范、法效果上的落实，必须极为慎重。关于自由权的“社会权侧面的性质”，可参见大须贺明：《生存权论》，林浩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页28－30。

　　[13] 参见陈怡凯：“基本权之冲突-以德国法为中心”，台湾大学法律研究所1995年硕士论文，页110－111。

　　[14] 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31。

　　[15] 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法学》2001年第11期，页8。

　　[16] 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法学》2001年第11期，页8。

　　[17] 蔡定剑：“关于什么是宪法”，《中外法学》2002年第1期，页99。

　　[18] 例如，契约自由是许多国家宪法都明示的基本自由权。但如果契约一方地位相当优越，以至于实际上可以在契约内容上作单方面的决定，则对于另一方来说，就不是自由意志的“自主决定”，而是“他主决定”，一方的契约自由权利就受到了强势者的契约自由权利的压抑。

　　[19] 当然，民法也对处于垄断或者优势地位的民事主体的行为进行一些限制，例如对合同中一些格式条款的禁止。但是，一则民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范围有限，二则民事权利的保障程度往往不及基本权利，因为后者往往具有“绝对权利”的性质。故而，就基本权利的保障而言，私法显然不及公法有力。而且，实际上这种私法保护就体现了公法原理的渗入。

　　[20] 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页172；另外许宗力先生对国库行为理论的缘起与发展，以及基本权利应对国库行为的必要限制等问题，做了详尽而深刻的研究，良可参考。许宗力：“基本权利对国库行为之限制”，载斯氏著《法与国家权力》，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4月增订二版，页11。

　　[21] 所谓“行政向私法的逃避”是指，行政机关在完成行政任务的过程中，通过选择运用一些“私法措施”来代替传统的公法手段，就完全有可能规避公法原理-包括基本权利-对其的制约。参见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47－48。

　　[22] 参见唐宏强：“我国国家私法主体特质的法理学探析”，《法律科学》1998年第6期，页33。

　　[23] 参见王名等著：“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页60。

　　[24] 对于如何规制这些特殊主体的行为，我国行政法学界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可参见任进：“中国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若干法律问题”，《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陈斯喜：“现状与未来：我国社团立法状况述评”，《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第2期。

　　[25] 这就是德国、日本宪法理论中所谓的“社会力行为”。 参见陈新民：“宪法基本权利及对第三者效力之理论”，载斯氏著《德国公法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291；芦部信喜：《宪法》，李鸿禧译，元照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版，页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