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在很多方面都淡化了国家观念。如前所述43，全球化进程常常超越了国家之间的界限，资本、文化、思想和观念等在没有国家直接干预的条件下跨国流动。44国家的权力被分散化，因为为了实现目标，它们必须日益广泛地与他国和非政府组织合作。45不论国家观念是被强化了，还是被淡化了，各国都需要私人组织和其他国家的配合以实现其目标。当今，国家更为广泛地面对着各种全球性经济压力，它们自身也变得越来越全球化了。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回应，其结果无论是降低了贸易壁垒、缔结了环境条约，还是实施了私有化，都会推进并且在事实上是加速了全球化进程。最终结果是一把“双刃剑”。当国家对全球化因素和进程给予回应时，上述因素和进程的影响便会被强化。国家最终不会在这一进程中消亡，它们仍然是重要的角色。但是，全球化经济的众多参与者组成了一个网络系统，国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这个网络系统中，国家并不必然或者也不可能与其他参与者形成层级关系。46在这种情况下，公/私权力将建立在由众多主体和规则组成的网络系统之上，而这些主体和规则不仅来自其他国家，也可能来自私人组织。47

　　（三）全球化与私人部门

　　与全球化国家一样，在国家回应和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同时，私人部门的作用也是双方面的。企业不仅对全球化因素和技术作出回应，而且还创造出新的运作模式和全球性的经济结构，以加速全球化进程。

　　企业的运作模式既能影响又能适应于其所处的政治和法制经济环境。在“罗斯福新政”期间以及国家本位观在法律中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企业的定位更倾向于本国化，层级化的特征在其内外部业务中表现得也更为突出。正如我曾经指出的，“企业……在结构上与它们所租用的写字楼颇为相似：在从上至下的多层结构中，总裁高高在上，员工们则分散在下。公司通常将生产厂设在附近，并保证充足的原材料和存货供应，以便其能够在当地顺利运转。”48

　　大多数全球性公司早已摒弃了这种地域化的经营模式。像计算机业这样的新技术行业，以及像银行业这样深受新技术影响的行业，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活动。49它们运用技术与整件产品或者零部件的供应商、组装商和制造商建立广泛的联系，从而形成一个网络系统。50有些时候，很难判断一家公司的中心位于何处，因为它是由一系列遍及全球的独立缔约者通过多种方式组合而成的，每个缔约者都以最高效的方式承担特定的任务。51事实上，跨国公司往往在价值链上确定能够产生最佳效益的地点来开展业务，而该价值链与生产以及商品和服务的营销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可能将研究与开发、零部件生产、产品总装和分销网络分设在不同的国家；它们也可以确定对那些全球性商品进行何种程度的改进，以适应当地的市场需求。52与国家一样，许多行业也开始分散化，以全球化的方式进行组织和运作。企业在运作模式方面的灵活性、网络化、合同机制以及其他的一些特点，适应了各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并且，这些特点也反映了现有的种种挑战，即各国准备参与按上述方式开展的商业活动，或者对其施加影响。法律既能够影响当代主要的公司组织形式，也受其影响，这一点当属意料之中。例如，在《行政程序》（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一书中，“罗斯福新政”的主要设计者之一-Jame Lindis曾就宪法的分权机制是否最适合于行政机关这一问题，向产业界征求意见。他指出：“当政府关心特定产业的稳定性时，听从产业界，而非政界的意见是唯一明智和现实的选择。政府将必要的权力授予其设立的行政当局，而不必过于担心这样做会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传统的三权分立理论（triparite theory of government organization）。”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