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大省，浙江拥有1700多万名本地和外来“蓝领”，八成以上的劳动者受雇于当地的私营企业。而作为“资方”，工商部门登记在册的私营企业主大约有79万个。

　　令许多劳动力市场研究者惊叹的是，受雇于当地私营企业主的员工两年内平均转换工作次数仅为1.08次，近年来劳动争议率之低更是位于 全国前列。

　　在浙江，有着先天利益分歧的劳资双方，在一次次劳资摩擦的磨合中，本着“劳资互利”的原则，逐步摸索出了一条当代中国新型劳资关系的和谐之路。

　　工资谈判：企业主的试探

　　温州瑞安是浙江眼镜生产基地之一，当地70多家眼镜生产企业和1.2万名眼镜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早在2005年就通过瑞安眼镜工会发起的工资谈判，达成了行业内的统一工资标准。

　　当地一名眼镜生产企业主说，工资谈判的要求，最早是由老板们主动提出的。“每逢旺季工人就要罢工。周围的同行不惜高工资来挖走熟练工，不坐下来谈判整个眼镜行业已经难以为继。”

　　瑞安眼镜工会的负责人说，虽然当时争夺工人的气氛很紧张，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但工资谈判并非我们想像中面对面剑拔弩张的对峙，整个协商基本上由书面形式完成。眼镜产业工人由眼镜行业工会作为代表，行业工会通过对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和工资支付情况摸底后，制定折中的工资基准价并在各企业中公示，通过几轮磋商，最终形成同业价格。

　　通过劳资谈判达成集体合同，解决非公有制企业中突出的职工工资过低、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卫生和女工权益保护等共性问题，目前已经是浙江当地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主要措施之一。

　　工资谈判的成功至少给在劳资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资方一个信号：劳资矛盾是完全可以通过圆桌会议协商得以缓解或解决的。

　　浙江私营企业主至今在许多劳资摩擦的处理方式上都与这种“圆桌精神”一脉相承，例如为了吸引员工第二年仍然回原单位工作，给员工发“返厂奖”;私营企业模仿传统的国有企业给员工建宿舍、食堂甚至幼儿园;夏季给员工安装空调等。

　　地方政府的摸索：从“救火”到“防火”

　　浙江省劳动保障厅的官员认为，当地劳资关系的转折点始于2003年。

　　2003年之前，浙江的纺织重镇童工泛滥，五金基地每年工伤不断，而每年年底的讨薪大军则把劳动保障部门围得水泄不通。

　　“政府帮农民工讨薪就像救火，扑灭了这里，那里又起来了。”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总队队长沈长仁说，“劳动部门痛定思痛，意识到必须有一套足以约束不法企业的反欠薪体制。”

　　经过5年的设计、规划和运行，浙江在全国率先建立起反欠薪机制：欠薪高发的建筑和交通建设企业强制性交纳一定比例的工程款作为保证金，目前存在银行账户上的保证金总额已经超过15.5亿元;各级政府建立欠薪应急周转金，目前用于应对群体性突发欠薪事件的应急资金总额已达1亿元;建立了农民工记工考卡制度、劳动保障诚信档案等，从制度上把拖欠工人工资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浙江省劳动保障厅劳动关系处处长陈秀清说，2003年以后，该省劳动保障工作开始从“政策调整”向“法律规范”转变，政府职能从“救火”向预防“火灾”转型。除了反欠薪机制外，浙江劳动部门还完成了工资增长、社保覆盖和劳动培训等几项重大制度设计。

　　2003年以来，全省每年至少调整一次最低工资，陈秀清说，政府的基本原则是根据物价指数和其他参数，保证当地劳动力工资水平每年以10%～15%的速度上升，“基本与GDP的增速持平”。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推进程度在全国也居于领先地位。在全国率先实现制度层面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以后，浙江计划在2008年实现企业工伤保险全覆盖，这将又是一个“全国第一”。农民工参保方面，浙江的宁波、杭州等城市依据“低门槛、低享受”的思路已经开始尝试由政府“埋单”让外来务工者零费用参保，以解决外来务工者参加社会保险的难题。

　　劳动者：亟待唤醒权益理性

　　浙江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徐小洪教授说，浙江近年来劳动关系呈现和谐趋势，主要动因是政府干预和企业自身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相逼做出的自发调整。

　　徐小洪说，目前工人群体自主意识仍然十分落后，争取权益的内生性力量不足。相当一部分劳动者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更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宁可拿现钱也不愿意花钱参保，另外，对于劳动法律法规知之甚少，对劳动纠纷解决途径不甚明了都是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淡薄的表现。这些都阻碍了劳动者群体的强大。

　　目前，蓝领群体可以做的就是“用脚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