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程序或形式上判断刑事司法行为违法，并不能决定刑事赔偿责任一定成立；反之，刑事司法行为没有违法，也不能说刑事赔偿责任一定不成立。因此，违法责任原则作为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显然是不合适的。

    相反，严格责任原则却能从根本上解除因应用违法责任原则而产生的矛盾。由于严格责任并不评判引起侵权行为的原因、性质和内容，也不必查明侵权行为人是否违法，它仅从侵权结果来判断是否应当给予国家赔偿。也就是说，不管司法机关的行为有没有过错，有没有依照法律，只要这种行为的结果给当事人造成了客观的损害，并且损害又没有法律依据，国家都应当赔偿。如此，法律倡导的公平和正义得以实现，同时，在当前人权意识日渐高涨的现代民主社会，严格责任原则对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无疑能起到重要作用。所以，笔者认为，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应当由违法责任原则修改为严格责任原则。

    二、刑事赔偿方式可行性的实践思考

    刑事赔偿方式，是指法律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用来弥补受害人损失的各种方式，我国的国家赔偿以金钱赔偿为主要方式，以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为补充。由于法律在刑事赔偿的方式如何适用等方面规定较为原则，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分歧，刑事赔偿采用何种具体赔偿方式，直接关系到国家利益与被侵害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对刑事赔偿方式在实践中的可行性进行思考。

    （一）、精神损害的刑事赔偿问题

    在受到国家司法机关作出的违法行为侵害时，受害人受到损害，不仅表现在肉体上，同时也表现在精神上，也就是说，国家侵权行为会给受害人造成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因此，侵权行为纠正以后，仅仅给受害人人身羁押赔偿金，不给其精神损害补偿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因为错误拘禁给公民精神痛苦往往是十分强烈的，会极大地毁坏其身心健康。因此，精神损害与其他人身权益一样都应得到法律的一体维护，而且精神损害与其他人身损害一样都是受害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存在获得法律救济的现实理由，而我国刑事赔偿法对此并没有予以明确的规定，赔偿的范围只限于物质损害，而没有包括精神损害。

    国家侵害的强度大于民事侵权，民事如果可以赔偿，那么刑事就更应该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第2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可以说，将精神损害的金钱赔偿纳入刑事赔偿范围，并不是不可行的。

    （二）、律师费是否赔偿及赔偿多少无标准可循

    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后，就可以要求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提起公诉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除了自行辩护外，有权委托律师为自己辩护。因而，如果被告人聘请了律师，并支付了相应的律师费用，而被告人一审被判或者二审被判无罪的，国家应当赔付人身羁押赔偿金，当然也应支付律师费用。由于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收费不尽一致，导致在审理刑事赔偿案件中对于是否赔付律师费用执法不统一。一般掌握的标准就是如果确系被告人无罪，可以赔偿律师费用，但是要按照国家关于律师收费的标准或者酌定进行补偿，而不能依据当事人提供的律师收费的标准赔偿；如果被告人有责任则不予赔付律师费用。这就导致了在赔付律师费用中，只有被告人是完全无辜的，才有可能获赔律师费用。这就导致了在赔付律师费用中，只有被告人是完全无辜的，才有可能获赔律师费用。笔者认为，律师费用是一项合理的费用，应该予以赔偿，这是前提。同时不能以被告人是否有责任而决定赔或者不赔，而应在赔偿数额上甚至是赔偿的比例上参照相应的标准或者进行适当的酌定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