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监护人的责任。早在古代法，家长为家族团体之统治支配者，对其团体成员的违法行为，负绝对责任。近世以来，个人自由主义成为社会基本原则，强调自己责任，家长负绝对责任显与个人自由相悖。故修正为家长惟于监督有过失时，基于其过失负责；如已尽监督之责或纵加以相当监督而仍不免损害的发生，则可以免责。此时，监护人负责之根据在于其与被监护人之特定身份关系，且未尽监护之责。对监护人责任的设计，实为一种价值衡量的取向问题，应考虑未成年人、监护人和受害者三方的利益。依上文所述，监护人责任在我国采行的是无过失与公平的结合责任，是一种建立在无过失基础上的公平。直使监护人负无过失责任，对受害者较为有利，但对监护人的要求过于严格，反而有使监护人监督未成年人的责任心淡化之虞，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和社会秩序的维护，纵使监护人责任心强，但其为避免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给自己带来无过失之责，势必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约束与管教，于未成年人的教育及身心发展，亦有妨碍。故从未成年人和监护人的角度看，监护人责任以过失责任为宜。其次，在建立过失责任的基础上，再行设立公平责任，也能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至此，无过失责任仅有的保护无过错受害人的功能也被其公平责任所代替，在身分社会发展到约社会，社会本位转为个人本位，强调个人责任的现代法制之下，已没有适用监护人无过失责任的基础与必要。

　　（3）公平原则的适用。依上，未成年人承责以具有识别能力为条件，而监护人也仅于有过错时负责，则在未成年人无识别能力和监护人无过错时，可能会有受害者无处索赔的情况出现，如令无过错的受害者承担全部责任，在有些情况下，显然违背公平之原则，此也非法律所追求之目的。如能基于损害公平分担的原则，在上述情况下，由法官根据未成年人、监护人和受害人的经济状况、加害行为的种类和方法、未成年人识别能力的欠缺程度、受害人过失的有无及轻重和受害人是否已得有保险金等情况，自由裁量未成年人及监护人的责任及范围，也即适用公平原则，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方法。诚如梅仲协教授所举之例：“富翁某因患精神病，纵火烧毁苦力之茅屋，又或拥有巨额遗产之六岁小孩，于嬉戏时，剜伤他孩之目，倘若该小孩或精神病者，于行为时并无识别能力，而其有监督权之人，依民法（台湾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二项之规定，又可不负赔偿责任者，此时应斟酌当事人之经济状况，使无侵权行为能力人为损害之赔偿。至赔偿额之大小。应由法院依公平原则，判令一部或全部之损害赔偿”。③惟此时，是仅令未成年人负公平责任还是未成年人与其监护人均负公平责任，有不同的立法例。德国民法及台湾修正前的民法仅规定未成年人负公平责任，台湾民法修正后，将公平责任适用范围扩及法定代理人。从司法实践看，未成年人之经济状况，少有能力足以赔偿受害人的损害，且家境愈富有者，未成年人个人独立财产愈少。如仅使未成年人负公平责任，则设立此条的目的难以达到，对受害人的保护形同虚设。基于此原因，台湾民法修正后将法定代理人纳入公平责任的适用范围，使其经济状况亦为法院得斟酌并令负损害赔偿之对象，以期更周延保障受害人的权利。

　　（4）未成年人与其监护人的内部关系。纵观我国《民法通则》及台湾民法，关于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对受害人应负的责任均有规定，但对未成年人与监护人之间的内部责任，即未成年人或监护人在承担赔偿责任后，是否享有对对方的追偿权，换句话说，就是赔偿责任最终应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没有规定。有谓未成年人与监护人为家庭财产共同体之成员，无规定之必要或此事涉及双方家庭、道德和伦理等关系，不宜规定。但是，在现代社会，强调个人人格独立和自由发展，其基础为责任独立和法律关系的确定性。如未为规定未成年人与其监护人的内部求偿关系，则易致未成年人、监护人和与其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不稳定性，于个人和社会发展都有妨碍；其次，监护人与未成年人之间未必都具有婚姻、血缘和其它特殊的身分关系，则无所谓的共同体或家庭、伦理等关系的出现。对此依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内在目的，可合理期待设有规定，而未规定的事项，系属法律漏洞。认定为法律漏洞后，应即予补充。从根本上讲，漏洞应通过立法的形式来补充，方称治本。但立法讲究稳定，程序繁烦，趋于保守，寄希望于立法机关一经发现漏洞即予补充，显然不可能。而法院据其司法之灵活性，于个案中，衡量一切事项，运用民法解释方法，补充漏洞，弥补法律规定之欠缺以达保护人民合法权益之目的，同时，也是履行其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规定不清或规定互相矛盾为由拒绝审判的义务。待于司法实践中成熟后，再通过立法完备。法院补充漏洞时，应考虑的因素有：立法者的意思、法的一般原则、类推适用和比较外国（地区）立法例和学说等。④首先，我国《民法通则》在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未成年人有财产的，无论其有无过错，应由其本人先行支付赔偿费用，监护人只负补充之责。显然，立法者贯彻的原则就是要未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令监护人承责，只是出于对受害人的保护而已，可推知其意图为令未成年人最终承担责任。其次，现代社会所强调的法律原则是自己责任，为避免社会对于个人干预过大，个人只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未成年人的行为直接肇致损害，对损害发生的原因力较重，就内部关系而言，应负全责。从公平原则考虑，设因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监护人支付大笔赔偿费用，如不赋予其追偿权，待监护人死后，未成年人与其兄弟平分监护人的遗产，与事理显有违背。再次，类推适用依据“相同之案型，应为相同之处理”的原则，其前提是能从两个案型中抽象出相同的法律特征，而这个特征对于案型的法律效果有着优势的影响。我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受委托的组织或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两者之间，从外部看，情形不完全相同，因为监护人是对他人的行为负责，而国家机关是对自己行为负责。但从内部关系看，国家机关仍是对他人即其工作人员或受其委托的组织或个人的行为直接造成的损害负责，二者在此本质上是相同的，且也正是由于国家机关内部关系上是为他人负责这个特征，才导出这个法律效果——赋予其追偿权。故国家机关的追偿权可以类推适用于监护人。最后，从比较上来看，德国民法第八百四十条也明定在未成年人与其监督义务人的内部关系上，由未成年人承担责任。台湾民法虽未规定，但其学说一般认为应类推适用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三项：“雇用人赔偿损害时，对于为侵权行为之受雇人，有求偿权”，予以填补，使法定代理人对未成年人有追偿权。⑤综上几点，在未成年人与其监护人的内部关系上，应赋予监护人求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