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李宜琛先生的观点与王先生的意见大致相同，只不过其又指出，“然于具体侵害之际，欲为排除侵害之请求，自须就各种特定的人格利益而为考察。盖非此不足以明确其侵害之有无及损害之程度也。”

    （4）陈猷龙先生认为，人格权受损害救济方法有三：请求除去侵害；请求防止侵害；请求损害赔偿或抚慰金。 这个说法，言简意赅，明确指出了人格权请求权的基本方法。

    （5）王泽鉴教授认为，五编制是民法之形式结构，贯穿其间而作为其核心概念的，系权利及法律行为。权利可以分为人格权、财产权（物权、债权）、身分权。此等权利，为满足其利益，或为维护其圆满之状态，均具有或可发生一定的请求权，得请求他人为一定的行为。如：人格权受侵害时，得请求法院除去其侵害，并得依法律之规定，请求损害赔偿或慰抚金。 人格权的保护分为不作为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请求权。其中不作为请求权包括侵害除去请求权和侵害防止请求权（须侵害行为具有不法性，有无故意或过失在所不同）。 王先生的这个主张，客观地描述了人格权请求权的基本含义和意义，是对现实存在的人格权请求权的准确表述。

    以上关于人格权请求权的学说主张，并不全面，但是通过这些学者的论述，可以说明人格权请求权的客观存在是被学者所确认的。人格权请求权作为私法的重要思考工具，其在制度设计上是围绕人格权考虑的，其功能就是预防和保全人格权不受损害，避免更严重的侵权行为发生，它作为独立的请求权类型，客观存在着，立法必须正视它的存在。

    （三）确认人格权请求权为独立请求权的意义

    既然人格权请求权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是一个对人格权保护的不可或缺的法律制度，那么在民事立法上就应当依法确认它，使它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认为，确认人格权请求权为独立的请求权制度，具有以下意义：

    第一，确认人格权请求权为独立请求权，是对人格权保护制度的完善，对“民法是人法”精神的进一步弘扬。

    人格的弘扬乃人类社会的根本，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梁启超先生曾言：“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尽管我国有“仁者爱人”这样的古老的传统，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长期的战争和政治运动破坏了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的连续性。同时，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和高度国家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利益主体和意识形态日益多元化。这一切都会进一步加剧人们对人格权的漠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法律有必要加大人格权的保护力度。

    加大对人格权的保护力度，仅仅有侵权请求权并不完全和完善，还必须有人格权请求权对自己的保护。侵权请求权主要的是对权利已经造成了损害的情况下适用，如果人格权并没有受到实际的损害，而是受到损害的危险，仅仅依靠侵权请求权的保护就无法实现。只有建立了完善的人格权请求权制度，人格权才能够得到应有的保护。

    第二，确认人格权请求权为独立的请求权，是对私法请求权思考方法的完善。

    请求权是私法的基本思考方法之一。德国学者梅蒂库斯认为，当今流行最广的案例分析方法，是根据请求权进行操作的。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对未经严格训练的初学者来说，是其分析案例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思维手段。用请求权及抗辩权来思维，可以使对法律关系内的问题的分析，集中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解决了这些问题，案例中提出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这是关于请求权基础的思考方式的精辟论述。王泽鉴教授专门论述了请求权方法比照历史方法处理案例的优越性。 他还强调了请求权基础的检查次序的重要性，认为请求权基础的寻找原则上应该依照上述次序，通盘检讨，其优点有三：可以藉此养成邃密深刻的思考；可以避免遗漏；可以确实维护当事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