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当事人参与权的缺失

　　与控方主导的单向型配置相对应的是，我国鉴定制度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参与权严重不足。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各机关颁布的诉讼规则，关于当事人参与鉴定程序的规定几乎是空白。当事人除了拥有知悉鉴定结论的权利和申请重新鉴定、补充鉴定的权利外，再无其他权利。对于鉴定的启动，鉴定的事项、范围，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选任等等，当事人一方毫无置啄的机会，甚至连对鉴定人提出回避申请的权利都无法落到实处，整个鉴定程序毫无当事人的身影，而鉴定结果却与其利益息息相关。似乎鉴定权就是准司法权，当事人、被指控人只是准司法权作用的客体。

　　显然，我国的鉴定启动模式严重忽视了被指控人的诉讼权利，也妨碍了对案件事实的准确查明。鉴定启动权的单向配置还剥夺了当事人、被指控人和利害关系人对鉴定结果的合法期待。所谓合法期待不一定就是期待免于刑事责任，也包括“死得明明白白”的期待。如果司法机关剥夺了这种程序性权利，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事人对鉴定结果的不信任。因为在当事人看来，属于“暗箱操作”获得的鉴定结论即使实体结论是客观的和科学的，恐怕也难令人心服。由此往往引发当事人动辄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空耗诉讼资源，甚至引发对裁判结果的不满。

　　杨佳的“7.1杀人案”较邱兴华的“7.16杀人案”在司法程序的惟一进步是：司法机关对当事人启动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然而，由公安机关主导的单向型鉴定由于缺失辩方的参与，其公正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仍然不能令人信服，杨佳的辩护人因此向法庭提出重新鉴定申请。[5]类似的情况在我国当代刑事司法实务中不断重现。

　　(二)我国鉴定启动权配置不合理的原因分析

　　1.把鉴定启动权视为准司法权

　　把鉴定启动权视为准司法权后，当然就只能由官方机构垄断，其观念基础是对官方机构的高度信赖。按照达马斯卡的观点，英美法系刑事诉讼属于“纠纷解决型”，司法的职能是解决国家与当事人之间的刑事纠纷，控方地位被当事人化;而大陆法系的刑事诉讼表现为“政策实施型”，司法的职能除了解决刑事纠纷外，还负责实现国家政策，控方的诉讼地位被官方化{2}.因此，大陆法系国家在传统上表现出对官方行为的高度信赖。而我国刑事诉讼的政策实施型色彩更是浓郁，在各种准司法权的配置上，如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逮捕、拘留权，妨碍公民隐私权的搜查权，妨碍公民通信自由的监听、窃听权等，统统委诸侦检机构自行决定和实施。同样，我国把鉴定启动权也视为准司法权，高度信任官方机构可以做到客观中立，以至忽视了控方自身还存在根深蒂固的追诉犯罪的强烈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