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报道，针对居民反映强烈的垃圾焚烧选址问题，广州市番禺区11月24日决定，在全区进行一次为期半年的“垃圾大讨论”，并对垃圾焚烧厂选址问题重新进行论证。

　　长期以来，一些干部习惯于“快决策”，“脑袋一拍、决策出台”，习惯于“今天打定主意，明天就甩膀子干”。相反，对于像“番禺垃圾焚烧项目”、“磁悬浮项目上海段”那样，或者“要讨论半年”，或者“被民意否决”，或者“两年都还没定下来”，搞个决策又是听证又是论证又是公示的，他们则认为“效率太低”、“速度太慢”。

　　其实，这种“效率观”应该转型升级。

　　诚然，决策执行要讲速度和效率，“手一指，一条路;脚一跺，一栋楼”，有时也能创造既快又好的“深圳速度”。但更多地，人们看到，“快决策”当时看似乎“高效”，但回过头看，一些决策要不是脱离实际、难以为继，就是虑不周详、一改再改，甚至得全盘推翻、推倒重来。这样的“快”，表面看是“高效率”，实际看是“低效率”、“负效率”。

　　相反，决策时几上几下、反复论证、多方求解，一时看效率似乎很低，但由于决策经得起历史检验，一次决策换来“长治久安”，“总效率”反而高。典型的是，1959年，美国波士顿政府建设了穿城而过的城市高架桥，但是，这个“高效率”建成的“绿色大怪物”换来的却是“几十年的遗憾”。其后，波士顿吸取教训，用了16年的时间慎重决策、反复论证，形成了把高架桥改成大隧道的方案，从此不用再“折腾”，“慢决策”反而“高效率”。

　　推动“效率观”转型升级，摒弃“唯快是从”的“效率观”，这是时代使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了提高，百姓的物权意识、维权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如果仍然搞“手起刀落式”的决策，搞“快刀斩乱麻”式的执行，而不屑于听取各方声音，不善于协调各方利益，这种“讲效率”就会变成“低效率”，甚至“无效率”。有些项目建设之初，尚未充分论证和听取意见就仓促上马，“效率”不可谓不高，但决策执行中遭到市民的反对，最终不得不中止，原先的建设甚至全部拆除，这就与决策过速、各方利益表达不充分不无关系。

　　推动“效率观”转型升级，也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必然选择。众所周知，我国走的是一条先易后难、渐进式的改革之路。当改革尚在“浅水区”时，目标和路径清晰可见，此时，只要决策者认真负责地决策，“快一点”问题也不大。但是，当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时，不管改革、发展，还是民生，决策的复杂性、艰难性都大为增加，如果仍然一味追求快，依然搞“拍脑袋决策”，风险和失败的可能也就会成倍增加。有些“改革”仓促上马广受诟病，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改革的复杂性增加而决策缺乏充分酝酿。

　　“效率观”要转型升级，“政绩观”首先要转型升级。一些决策之所以太快、太仓促，“快出政绩”是根源。为了出“政绩”，有的干部心急火燎，不仅“拍脑袋决策”，而且“赶工期执行”，为的就是在任期之内见到可观可感的“政绩”。对此，一方面，干部应转变“政绩观”，多做真正打基础、利百姓、益长远的大事、好事，不为一己政绩而瞎折腾;另一方面，对干部的考核也应确立正确的导向和有效的办法，引导干部追求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效率”。如此，“效率观”才有可能真正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