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原告资格的涵义，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的辨证关系如何?作为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是必须首先要弄清楚的。原告作为启动整个行政诉讼活动的“马达”，如何审查、确认原告资格呢?为了保障原告资格制度的健康运作，又应设立怎样的保障制度?本文就此作出了理论上的阐述。

　　[关键词]： 原告资格 立案审查 司法保障

　　行政诉讼法，为规范法院和行政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调整法院与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给予了一个基本的活动规则。为老百姓的私权利对行政公权力说“不”的活动提供了司法救济的法律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任何人如果被具体行政行为所侵害，都可以为保护其合法权益而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人民法院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因此，原告是整个行政诉讼活动的起动者，原告的行为是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最基本的法律事实。正是由于原告的起诉，启动了法院的审判程序;正是原告的控告，才引发了被告的抗辨。整个行政诉讼活动过程，只有原告的控诉行为是出于主动所为的。如何对行政诉讼活动的有效的、正确的规则运用，不能不先从对原告资格的理解上着手，笔者认为这是垫起整个行政诉讼活动这幢高楼大厦的基石和起脚点。

　　一、受案范围与原告资格及其关系

　　(一)受案范围

　　从行政诉讼构成理论及法律的阶级性来看，受案范围必然成为原告资格的瓶颈，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所以，在谈论原告资格时必然先要对受案范围作一个深刻的认识。何谓受案范围，要作出一个概念性的说明，目前尚无统一的认识。但究其实质来讲，即是对司法复审范围的一种限制，它是通过法律手段来设定司法权事务的权力范围。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列举了共8项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范围。很显然，该条法文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疑惑之处：第一，前7项列举的几种可诉具体行政行为，认人感到可诉之行政行为屈指可数，太有限了，似有吊不起打官司的“胃口”之嫌，于是又规定第8项，加上“其他人身权、财产权案件”。对这一规定该如何理解?实践中各式观点自然就百花齐放了，实在让人难以把握。这无疑是必须予以立即完善的。第二，行政机关的如果违法，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相对人为何不能提起诉讼?虽然对此已走出了前进的一步，规定在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议申请的同时，可提出对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一些规定进行审查申请，但终究不能进入司法程序，公民的私权利保障系数也就大打折扣了。这些方面的不足，显然是难以对“有权利必有救济” 的法学原则作出合理解释的，从而人为的狭窄了行政诉讼当事人成为正当原告的范围。

　　随着依法治国的不断深入，可以预见的是，有限制的概括式的确立原告资格的方式是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发展方向，即首先对受案范围作一概括性规定，然后对某些不能或不适合司法复审的行政行为予以排除，这样由于对司法审查所作的限制很小，受案范围将会成为一个被淡化的概念，其对原告资格的瓶颈效应不复存在，从而实现正当原告资格的取得的切实有效的法制化保障。

　　(二)原告资格

　　原告资格，也叫起诉资格，指某人在司法性争端中所享有的将该争端诉诸司法程序的充分的权利。其中心思想就是确定司法性争端对起诉人的影响是否充分，也就是通常所说该争端与起诉人是否有充分的利害关系。与受案范围本质相同，原告资格也是对司法审查范围的限制。只有符合正当原告资格的条件，才能进入诉讼程序而进行诉讼活动，也就是决定诉讼程序发生的“门内门外”的问题了。但与受案范围不同之处在于原告资格是通过法官对起诉人申请事项的审查来实现的，以致原告资格往往在很大的成份上内化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受案范围基本上已尽在法文中被固化，法官的随意性就很有限了。所以，在确定司法审查范围方面，原告资格比受案范围又要灵活得多。

　　(三)受案范围与原告资格之关系

　　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之关系，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尚未见到清晰、明确的论述，但就二者差异性来讲，原告资格是当事人据以取得起诉权的前置条件，而受案范围决定了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受理该案。由此看来，似乎二者并无关联性，其实不然，倘若二者是相互孤立存在的话，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即尽管法律赋予当事人的原告资格，也即当事人有了起诉权，而当事人行使起诉权的结果却因“本案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受案范围，故不予受理”，这岂不成了对赋予当事人原告资格权力的虚设，岂不是法律本身促使当事人对司法失去信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岂不又成了法律对当事人的愚弄。

　　由此看来，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完全有必要放在一起进行谈论一番了。行政诉讼法第11条及第12条对受案范围作出了具体的界定，第2条概括式地对原告资格进行了集中表述。然而第2条中存在一个疑问，是否所有的由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主体都设定有原告资格?这从第2条本身是找不到答案的，只能从第11条、第12条中得到印证。在实际司法实践中，原告资格的认定往往(甚至是必然)伴随着对受案范围的理解。例如，在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后，对公安机关收容审查行为是否可提起行政诉讼存在异议，亦即受公安机关收容审查的主体是否具有原告资格不明确，直到一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出台后，才得以明确收容审查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从而确认了因收容审查行为导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主体的原告资格。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终局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不可能存在有原告资格的，因为它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列。可见，在现行实际的司法操作中，受案范围明显的瓶颈着原告资格。

　　从理论上讲，行政争议只有被列入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才具有“行政司法争端”的性质。因为在受案范围之外的行政争议，人民法院无权审查，永远只能成为一般行政争议，而不能跳出行政机关系统的“笼门”。这样，就确定了只有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的行政争议才有可能产生原告资格的问题。由此可见，原告资格是相对于可诉行政争议，不可诉行政争议是不可能存在原告资格的。这就决定了受案范围处于原告资格的前提性地位。而直接由法律规定的受案范围，使法院只能照章办事，法官的随意性相对于原告资格就相形见绌了。而原告资格则精巧多了，其对司法审查范围的作用力太多的直接源自法院自己的习惯标准和判断。所以往往内化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见者甚多。

　　有这么一个案例，鹤城区某个体户甲将一批木地板委托洪江市乙厂加工，因甲尚欠乙厂2万多元加工费未付，乙将已加工好的木地板留置。此时甲因无证经营木材被鹤城区林业公安分局立案，公安分局将留置于乙厂的甲的木地板全部扣押而来。待对甲的无证经营行为处理完毕后将木地板全部直接退给甲某，而甲某不久又意外死亡，由此造成了甲欠乙2万多元的加工费难以追回(实际上已是无法追回)，乙于是向鹤城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就原告是否具备原告资格发生争议，出现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乙不具备原告资格，理由为：一是被扣留的木地板，原告没有所有权，不是具体 行政行为相对人。二是乙方的损失只是2万多元加工费，这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所造成的，而是与甲的民事法律关系，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第二种意见认为乙具备原告资格，理由是公安分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的留置权。法院采纳了第二种意见。

　　很显然，就本案而言，公安分局的具体行政行为(扣押甲的木地板)侵害了原告的留置权，从而造成乙厂2万多元加工费实际已无法追回的困境。也就是说具体行政行为与原告损害之间存在有利害关系。但是否只要存在利害关系就有原告资格呢?答案显然是不一定的。因为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还有一个法院受案范围问题，也就是说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留置权造成损害是否属于受案范围之列。我们知道留置权实际上是一种财产权的延伸。那么结合行政诉讼法第11条8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本案乙方是具备原告资格的。由此可见，对原告资格的司法审查总是伴随着对受案范围的审查，二者是具有较密切的关联性的。而现行法律在界定原告资格方面却很是缺乏定数，所以最高人民法院相继颁发这样那样的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其目的之一也是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确认方面的弥补不足，体现了我国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理论还很稚弱，正在日渐向成熟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