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迅速增加支持资本运作的现金流，保险企业往往盲目追求保费进帐，这大大加剧了保险企业的道德风险。保险企业在销售时，只管当下收益，不管未来支付，不计承保成本，这导致了产品设计的失误，大量高利率产品被设计出来。保险企业大力发展投资理财型产品，尤其是寿险企业。笔者对2003年保费收入进行分析，发现3011亿元的人身保险收入中，分红保险业务的收入为1670亿元，占到了55.48%。理财型业务占全部保险业务收入的比例一直很高。在销售环节上，保险公司给予业务员过度的激励，业务员往往向投保人做出超额的承诺，以增大提成的基数。产品设计与销售两个环节，导致了我国保险业保费收入的畸形。

　　太平洋人寿就是盲目追求规模、产品设计不合理的典型。《中国保险业信用前瞻(2005-2006)》指出，太平洋寿险在 2001-2003年间极为快速地增长，平均年收入增长率为62%，但资产回报率一直处于-10%至0.4%之间。如此快速的业务增长水平，已远远超过了其资本承载的能力。随着太平洋人寿的高速扩张，卖出的大量高利率保单已经逐步开始步入支付的高峰期。2004年，太平洋人寿法定最低偿付能力额度为 43.46亿元，而实际最低偿付能力额度为-46.70亿元，此间存在90.16亿元缺口。如若不是其母公司通过了美国凯雷集团4亿美元收购太平洋人寿 24.975%股份的方案，太保集团也同时注资与4亿美元等值的人民币，太平洋人寿恐怕难以度过偿付危机。

　　保险公司追求规模增长，如果资本运营能够一路成功，那也不会遭遇偿付危机。但资本运营本身，收益与风险如影相随，投资永远成功获得高收益回报的可能性不存在。考虑中国当下的投资环境，保险资金投资渠道狭窄，而且整个资本市场处于持续低靡状态。保险资金运营的主渠道国债市场近年来表现不佳，股市2003年以来一路低靡，到今年才有所回升。更何况中国股市道德风险问题严重，根本不是保险资金的合理投资场所。

　　东方人寿就是股市道德风险牺牲品的绝佳案例。东方人寿成立于 2001年12月，是中国加入WTO后第一批获准成立的全国性寿险公司。股东来自10省市，涉及能源、水电、钢铁、汽车、化工等多个行业，其中德隆系的三家上市公司持有18.75%的股权。东方人寿注册资本金8亿元中约7亿元“委托”给德隆系的证券公司管理，随着德隆资金链断裂，该笔资金不知去向。东方人寿深陷资金黑洞，被保监会勒令停业。

　　日本保险公司由政府主导而导致的竞争形式缺乏，在中国的保险业也同样存在，突出的表现在保费制订上。在我国，中国公司是最大的保险公司，其它保险公司的规模较小，保险产业形成“一大多小”局面。由于中小保险公司在资金、管理、人才上都无法与人保相比，于是盲目地攀比价格。我国精算学理论引入较晚，费率厘定的研究较少，同时缺乏大量历史性和基础性数据，因此费率厘定缺乏科学的依据。保险公司不顾风险、不计成本，无视市场规律，明目张胆地打起了“高回扣”、“价格战”，进行不理智的恶性竞争，违反了费率厘定的科学原则，这为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留下极大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