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海事法院认为：碰撞前，当两船处于互见交叉相遇状态时，原告所属“易迅”轮为让路船，被告所属“延安”轮为直航船。“易迅”轮自两船互见至发生碰撞，未能谨慎驾驶，正规了望，仅凭目测观察，对两船是否存在碰撞危险局面没有作出充分正确的判断。在紧迫局面形成之际，“易迅”轮本应及早大幅度地避让“延安”轮，但其采取避让措施较晚，又未能采取停车或倒车的避碰措施，仅以小角度转向避碰，从而导致碰撞的发生。“易迅”轮违背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五条、第八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据此，原告应承担主要碰撞责任。

　　“延安”轮在与“易迅”轮交叉相遇时，本应保向保速航行，但其疏于了望，在未判明“易迅”轮是否让路和未发出本船行动的任何信号的情况下，断然对在左舷的“易迅”轮采取左转向避让，促成两船碰撞的发生，这种避让措施显然是背离规则的避让措施，违背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五条、第七条第二款、第十七条及第三十四条第一、四款的规定。对此，被告应承担次要碰撞责任。

　　天津海事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并参照国际惯例，于1992年6月29日判决如下：（一）原告负60％的碰撞过失责任，承担本案经济损失993410.60美元；（二）被告负40％的碰撞过失责任，承担本案经济损失662273.73美元。（三）被告除全部承担自身经济损失数额外，应再赔付原告399860.08美元，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汇给原告。逾期不付，则按《中国人民银行结算办法》之规定，每延付一日，加付万分之三的滞纳金。

　　「评析」

　　本案是一起发生在公海上的涉外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纠纷案。双方当事人均为外国企业。因此，本案在审理上，不仅在程序上涉及管辖权如何确定的问题，而且在实体上还涉及到处理案件的准据法如何确定的问题。

　　（一）中国法院通过诉前扣船取得本案的管辖权。“易迅”轮与“延安”轮碰撞地点在我国黄海东部的公海海面上。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因船舶碰撞或者其他海事损害事故请求损害赔偿提起的诉讼，由碰撞发生地、碰撞船舶最先到达地、加害船舶被扣留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而本案的碰撞发生地、碰撞船舶最先到达地以及被告住所地均不在我国领域。因此，我国法院似无法对本案行使司法管辖权。

　　但是，本案原告并没有向碰撞船舶“延安”轮最先到达地的日本法院提起诉讼，也没有向被告住所地日本国法院提起诉讼，而是在被告所属的、又是碰撞船舶的“延安”轮驶抵我国秦皇岛港后，向我国海事法院申请诉前扣船。在我国天津海事法院接受申请、采取诉前扣船措施后，原告即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了诉讼。据此，天津海事法院对本案是否取得了管辖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