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证据法学的调蔽与兴盛：从附庸到独立

　　解放以后，中国在废除了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同时，也摒弃了民国时期积累的法学资源。中国的法学研究不得不另起炉灶。从一开始，我国的证据法学研究就与证据学的研究纠缠在一起，部分的原因在于当时没有或者很少有关于证据的法律规定（即使有法律规定，也不可能就证据的可采性等问题进行规定），部分原因在于实用主义的哲学使得解决司法实践面临的如何运用证据问题成为最迫切的任务。实际上，在当时的诉讼制度下，杨兆龙和周荣的那套理论确实也“不合时宜”，这可以从东吴法学院的命运和杨兆龙在文革中的悲剧可见一斑。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法学研究深受前苏联的影响，证据法学的研究也不例外。1954年，维辛斯基的《苏维埃法律上的诉讼证据理论》中文版首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几年，一些苏联学者的证据法著作被相继翻译成中文。例如，克林曼的《苏维埃民事诉讼中的证据理论的基本问题》、库雷辽夫的《诉讼当事人的辩解》、《苏维埃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拉洪诺夫的《苏维埃刑事诉讼中证人的证言》。同时，一些苏联学界的证据法论文也被翻译过来，其中“无罪推定”原则就是在那时被引起关注的。在此基础上，我国的学者也开始对证据法学进行独立的研究。在1956－1957年的《政法研究》上，可以找到陈光中与时伟超合写的《关于刑事诉讼中证据分类与间接证据的几个问题》、王力生撰写的《对刑事口供的几点认识》、杜春生撰写的《关于民事诉讼中证人范围的意见》、郝双禄撰写的《刑事诉讼中证据的分类问题和间接证据问题》、刘木林与欧阳涛合写的《苏维埃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陈述》。因为苏联当时的证据学研究当时，很多文章其实是证据学研究和证据法学研究混杂。在1957年以后，受“反右”运动的影响，证据法学的研究呈现了明显的政治化倾向。1958年开始，有学者开始评判“无罪推定原则”和“自由心证”，并把之归于资产阶级的腐朽理论。证据法学的研究气氛变得沉寂。从1964年开始，证据法学讨论的兴趣转向了证据的“阶级性”问题。有人提出，必须要以“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待诉讼证据，认为证据是有阶级性的；有人认为，“证据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也有人指出，“有无阶级性要区别看待”［9］［10］［11］。最终，主张证据应有阶级性的观点占了上风。我国证据法学的研究在这个阶段无甚进展，主要依附于政治，为阶级斗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