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体形态论

　　休谟的政体论从总的方面来看，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对于政体本性的考察与分析，主要集中在《人性论》第三卷以及“论政府的首要原则”、“论政府的起源”等著述之中，虽说它们也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政体论内容，特别是涉及英国与法国的政体，但休谟更关注于一般的政体论原理。休谟第二个层次的政体论，主要是针对17、18世纪欧洲政治事务，特别是围绕着现实的英国政体展开的理论探讨，可以说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政体论。为此，他在“论新闻自由”、“论政治学可以析解为科学”、“英国政体究竟更倾向于君主专制，还是更倾向于民主共和国？”、“论公民自由”、“论艺术与科学的起源与发展”、“论技艺的日新月异”、“关于理想共和国的设想”等一系列论文，以及《英国史》的相关内容中，具体考察了有史以来的各种政体形式，特别是着重研究了自由君主制、专制君主制与理想共和国这三种政体形态。

　　在休谟看来，政治事物不是一种想象中的理性推理，而是一种具体的政治现实的考量，因此，对于政治问题应该采取着审慎的态度，他认为审慎是政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符合政治本性的美德。所谓审慎也就是说在处理政治事务，在协调各种各样的矛盾和争论时不应采取极端的态度，而应对于各个方面的利益加以权衡、考量，从而寻求一种现实可行的妥协方案。因此，休谟认为在对待英国的政治事务时应该看到它的复杂性，看到每种主张和意见的背后所代表的各方利益的合理性以及片面性，兼顾各方的利益，保持中庸的态度，寻求折衷的方案，这是政治事物的一个基本原则。从这样一个原则出发，休谟细致、认真而又具体地考察分析了17、18世纪英国乃至欧洲的政治状况、政体形态，区分了现实可行的与理想欲求的两个不同的层面，进而提出了一系列切中时弊的见解和富有远识的洞见，显示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睿智。

　　1.自由君主制

　　有关君主制问题的考察、分析是休谟政体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一系列论述中着墨最多、思考最勤、独创性最突出的地方，所以值得我们下工夫研究，我认为即便在现代这样一个民主政治占据主流的时代，休谟的思考对于我们仍然不无裨益。为什么呢？因为自从马基雅维里开启了近代的政治哲学和政体论之先河后，有关政体问题的探讨不绝如缕，随着民族国家的日渐突起，究竟采取何种政体治理社会，君主制、共和制还是民主制，一直是政治理论争论的要点，特别是17世纪启蒙运动肇始以来，随着人民主权和民主政治呼声的高涨，君主制似乎已成为明日黄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欧洲的君主制在近代历史上有着深厚的基础，已融入传承相续的政治传统之中，并且在现实的政治事务中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英国人民历经革命的洗礼最终仍然选择了君主制，便是最好的例证。上述种种，不由得使思想家们深思。休谟在他那篇“英国政体究竟更倾向于君主专制，还是更倾向于民主共和国？”的文章中提出了他的主张，在他看来，一味坚持君主制还是民主共和制都是不妥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君主制是怎样一种君主制，民主共和制是怎样一种民主共和制，应该看到问题的复杂性，看到在政治制度里面蕴涵着更加本质性的东西。因此，他主张对不同的政体给予认真的分析和考察，特别是对于人们自以为熟知的所谓君主制，给予彻底的全面分析，探讨一下君主制有几种形态，究竟何种君主制最适合英国的国情与人民的习惯。这样一来，就涉及到前面我们所指出的有关政体的二阶划分的问题，涉及到自由君主制、专制君主制，以及有关专制程度、法治标准与政治自由等一系列复杂而又本质性的问题。

　　前面我已经指出，休谟有关政体的一阶划分是野蛮与文明政体两种形态的实质区分，野蛮政体的特征是绝对的专制暴力，统治者肆意无法，典型形态是古代东方社会的绝对君主制，如波斯等，以及希腊、罗马时期的变态政体，如僭主制等。而通常意义的君主制在休谟眼中，则基本上是属于文明政体的一种形态。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与《政治学》中对于古代的君主制曾做过分析，认为君主政体大致有五种类型，总的来说是属于较好的政体，亚里士多德主要是从统治者的人数来看待君主制的，当时希腊的主流政体是民主制、贵族制与共和制，以及各种变体形式，君主制并非政制的主流。第二类君主制是近代一来的事情，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与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君主制国家出现了，马基雅维里是第一位系统论述君主制的政治思想家，他的《君主论》可谓近代政体论的开山之作。此后，但丁、博丹、霍布斯、孟德斯鸠等一大批重要的政治思想家都曾深入地探讨过君主制问题，遂使它成为近代政治学中的一门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