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盛赞英国自由制度的价值，英国社会固然得益于法律制度对于自由的保障，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繁荣，这一点是休谟考察英国的政体所格外强调的。休谟等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大多强调经济和技义对于维护一个自由的政治体制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强调它们对于抵制专制政府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休谟写道：“技艺进步对自由是相当有利的，它具有维护（如果不是产生的话）自由政府的天然趋势。在那些轻视百工技艺的未开化国度里，全部劳动都用在耕作方面；整个社会划分为两个等级――土地所有者及其奴隶或佃户。后者必然寄人篱下，与奴隶制相适应，处于被统治地位；尤其是，由于他们没有财产，他们的农业知识也就不为重视，其结果必然形成轻视百工技艺。”[84]经济和商品贸易改变了社会的结构，英国市民社会的形成与稳固与之有着密切的共生关系。“只要讲究享受哺育了商业和工业，农民耕种得法，就会富裕和独立起来，与此同时，手艺人和商人都挣了一笔财产，赢得了第二流人物的势力和声望。这第二流人物正是自由社会最优秀最坚定的基础，他们既不肯像农民那样，由于经济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自卑，而屈服于奴隶制统治的淫威；也不希望像贵族那样，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既然如此，当然也不打算像贵族那样，拜倒在君主脚下，匍匐称臣。他们渴望人人平等的法律，以保障自己的财产不受君主以及贵族暴政的侵犯。下议院乃是英国民选政府的支柱。举世公认，下议院的势力和威望基本上要归功于商业的发展，正是这种发展使得这么多财富落入平民之手。既然如此，对技艺改进横加指责，把它看作是自由和共和精神的死对头，岂不自相矛盾！”[85]

　　前面谈到了经济发展与技艺进步对于一个自由的法治国家的促进作用，同样反过来说，休谟也认为一个自由的法治的政府对于经济和商业的推进作用也是很大的，英国社会之所以能够导致如此的经济发展，科学繁荣，贸易发达，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它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是一个财产权得到保障，商业规则得到遵守，个人利益能够在法律的范围内获取最大化追求的政体。我们看到，经济秩序也是休谟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他的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个要点便是英国自由君主制下的自由经济，即一个自由的市民社会的商贸社会，可以说在休谟笔下，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是叠和的一个社会，即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特别是英国的市民社会，它是休谟政体理论的社会基础。[86]

　　总之，对于英国的自由君主制，休谟基本是推崇的和肯定的，根据英国革命之后的政治情况，面对托利与辉格两党在英国选择何种政体的争论，休谟看到“长期以来以某种势头涌向民政政体一边的潮流，正在开始转向君主制。”[87]他主张在现实中采取君主立宪制，他说我们应该接受英国的君主制，这样才能够防止更大的灾难和混乱发生，他认为只要基于法治，就可以防止君主走向专制。“这样看来，如果由于当前迫近的危险来自君主制。我们有理由对它更为接备，我们同时也有理由提防建立民众政府，因为那种危险更为可怕。这种情况可以教育我们在一切政治争论中保持审慎”。[88]

　　2.专制君主制

　　休谟认为，从形态上说“法国是纯粹君主制最完善的典范”，[89]从本性上说，是少许自由与君主制的结合，因此，法国的君主制是一种专制君主制，但不是绝对专制的君主制，而是有限专制，与英国的自由君主制一样属于文明政体。斯图沃特指出：“在近代的绝对君主制与市民自由之间并非不相容。因此，一个近代的绝对君主制致使如下的事情成为可能：君主作为一个统一的力量超越于各种利益之上；这样他的统治是一种法律的统治。休谟首先举出的例子便是法国，与一些英国人的夸夸其谈相反，法国人民并不是可怜的奴隶。”[90]

　　法国的君主制是14世纪以来在法兰西形成的的波旁王朝的统治，几代法国君主在统治中逐渐强化他们的权力，至路易十四达到了顶点，并最终导致了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法国的君主制，不必多说首先是一种专制性的统治，国王完全专断地统治国家，他是政体结构中的权力中枢，他的意志便是最高的法律，膝下是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枢密院，大臣们不过是国王的家奴，他们治理着整个法国。在法国贵族与主教们构成了第二等级，他们虽有一定的权力和独立性，但总的来说是依附于国王的。而由商人、市民阶级以及广大农民则构成的下层社会，即第三等级。在当时的法国，经济虽然仍很发达，文化繁荣，但政治却是落后的，旧制度的非正义性导致了以第三等级为代表的下层人民的不满与反抗，并最终酝酿了大革命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