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感兴趣的并不是揭露法国的专制，这是他与法国思想家们所不同的，也许是缺乏切身的体会，他无意于抨击法国君主制的暴政，而是更关注于法国与英国在文明事业上的不同，特别是法国君主制在文明上的贡献。这一点是休谟在多篇文章中着重考察与渲染的，他认为法国君主制在文学、艺术和风俗时尚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于欧洲文明的贡献是卓有成效的，无人可比的。法国的君主制是专制的，但又是文明的，它创造了最繁荣的文化，这是其他任何政体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学术在专制政府下繁荣的最突出的例子是法国，那里几乎从未享有法定的自由，但艺术和科学发展得近乎完善，不逊于任何国家。英国人也许是伟大的哲学家，意大利人是更好的画家和音乐家，罗马人是更伟大的演说家，但只有法国人是除希腊人以外唯一的同时是哲学家、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画家、建筑家、雕刻家和音乐家的人民。至于舞台艺术，他们甚至超越了希腊人，而希腊人则远远超过了英国人。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还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各种最有用、最悦人的生活艺术，即社交和谈话的艺术。”[95]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休谟探讨了其中的原因，认为关键在于政体机制上的差异。让我们先来看相同的方面。法国与英国一样都属于文明社会，具有一个文明政体，尽管它们在专制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别，但都享有一定的自由，都与野蛮专制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休谟认为这一共同之处是十分重要的，它们是学术、科学、艺术，乃至商业社会的制度基础。“一切艺术与科学都兴起于自由之邦”，“科学与艺术只有在自由政府下才能繁荣昌盛”。[96]“那些奢华的艺术，特别是高雅的文艺，其发展却取决于高雅的爱好或高雅的情致，它们易于消亡，因为它们总是仅为少数有闲暇、有资产、有天才、适于这种娱乐的人们所欣赏。但对每个人在一般生活中普遍有利的东西，一旦被人发现，则不可能被人遗忘，除非整个社会遭到武装颠覆，而且是遭受野蛮侵略者的疯狂洗劫，以致从前的艺术和文明全被湮没遗忘。模仿也易于将这些较为粗糙和更为有益的艺术从此一地带传至另一地带，使之在发展中走在一些高雅艺术的前头，尽管最初它们的产生和传播都在那些艺术之后。文明君主国家即是这样出现的。”[97]

　　相比之下，休谟更关注两个国家在文明表现上的不同。由于毕竟是两种君主制，英国和法国在文明的一些表现形态上显然又有所差异，而且是各有幼劣，为此，休谟在“谈艺术与科学的起源与发展”、“论技艺的日新月异”等文章中重点比较分析了英国和法国两种政体导致两个国家在科学、艺术与商贸等方面的不同。

　　第一，通过比较，休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关于艺术和科学的产生与进步问题，“虽然自由国家是唯一适合于这些高贵植物生长的苗圃，但它们可以移植于任何国家，共和国最有利于科学的成长，而文明君主国则最适合于优雅艺术的成长。”[98]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休谟认为在于不同的机制。虽然在两类国家中，都存在着足以激发人们的野心和贪欲的荣誉和利益，但在共和国，或者说在英国那样的包含了共和制因素的混合制国家，追求它们的人士必须“两眼向下”，争取民众的支持，获得他们的认可，所以这就要求自己成为有用之人，依靠自己的勤勉、能力或知识，谟求职位，获得成功；而在法国那样的君主国，进取之士则必须“两眼向上”，祈求大人物的恩宠，这就要求他善于取悦于人，依靠自己的机智、殷勤和彬彬有礼。所以，“最杰出的天才在共和国中最易取得成功，文雅的风度则使人易于在君主国中飞黄腾达。结果是：科学较自然地在共和国中生长，而高雅的艺术则较自然地在君主国中出现。”[99]

　　第二，关于经济与商业繁荣，休谟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虽然同意商业只有在自由政府下才能兴旺发达的看法，但他反对那种认为专制君主国家可以取得商贸繁荣的观点。“我要断言：不管法国人怎样努力，但仍存在着一些损害商业的因素，这些因素产生于专制政府的性质，与之不可分割。”[100]因为在专制国家，商业所以发达不起来，是由于经商的人感到不够体面，没有什么地位，在那里等级隶属关系占据主导，出身、称号和地位比产业和财富更为光荣，所以，受上述观念的影响，所有的巨商都会受到诱惑，抛弃商业，买取带有荣誉和特权的头衔。英国的情况与此相反，市民阶层组成了与贵族相抗衡的第二流人物，他们是自由社会最优秀最坚定的基础，赢得了自己的势力和声望。在经济上他们独立于上层社会，也不打算像贵族那样，匍匐于君主脚下，在政治上，他们支持法治，渴望人人平等的法律，主要由他们构成的下议院乃是英国民选政府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