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何制度权威在我国未能普遍树立并充分展现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三：其一，人治观念没有完全被法治观念所替代，制度权威与个人权威错位，社会管理对个人权威特别是对各级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的权力权威依赖过大。制度虚置、制度扭曲、对抗抵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朝颁夕改、搞特殊化、制度异化和制度权威意识薄弱等问题的出现，不外是人治观念行为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和制度权威与个人权威错位的结果。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是：民主集中制向来被公认为一项很好的约束权力的政治制度，但由于制度权威没能真正树立起来，从而使这一制度的价值与作用并没有在我国得到充分的发挥；其二，各种客观因素对制度权威构成制约。包括历史、体制、政治、经济和立制技术等方面的因素。由于制度在性质、层次、目的、效力大小及范围、实施方式方法和约束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制度难以形成体系、形式等方面的统一。制度滞后、制度不科学和制度的规范难度大，致使制度权威往往在不同制度的冲突或外力的不当干预中消减，制度的优越性也因此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其三，制度保障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为：很多制度没有制定相应的制度保障措施、不注意利用法律道德手段设置制度保护屏障、具有自身特点的有效的制度保障措施没有被挖掘利用、只重视权力权利设定而忽视义务职责设定、制度之间的互相保障重视不足、制度保障方法单一和制度保障缺乏足够的物质支持等。

　　三、如何树立与展现制度权威？

　　既然制度权威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目标与价值取向，那么，该怎样树立和充分展现制度权威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眼：

　　（1）确立完备的好制度。完备的好制度是制度权威产生的基础，没有良好的制度建设，制度权威便会成为空谈。法治既然必须以良法为基础，法治所依赖的各种制度也必须是好制度。否则，法治的优越性便无从谈起。制度建设必须坚持质量相统一，不仅要重视量的积累，而且要注意质的提高。在合法性基础上，判别制度的好坏，要看制度有无确立的必要性，制度是否具有科学性、公平性、稳定性和民主性。制度具有合法性基础或不违反法律规定的精神是制度产生权威的最起码条件与前提，各种制度的建立还必须符合道德特别是社会公共道德规范的要求。制度的设计、产生、修正和废止都必须遵守事先确立的程序，保证制度产生的民主化和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绝不允许制度因个人特别是领导人的意志改变而改变。制度的立、废、改要及时，以免落后陈腐的制度妨碍法治的铺开与推进。要重视形成制度协调机制，应对制度冲突等问题。要防止坏制度生成或出现，形成科学的制度评价与取舍机制既必要也迫切。

　　（2）不折不扣地执行制度。制度得到贯彻执行，是制度权威的外在体现和制度权威发挥作用的结果。制度约束个人抑或个人决定（变更、废止）制度，是区分法治与人治的重要分水岭。客观地说，任何一种制度都可能存在一定缺陷，但这并不能作为随意避开制度约束的借口。应当看到，制度被蔑视、被架空和被破坏的危害远远比制度缺损（或没有制度）的危害大。从权力滥用现象上分析，个人权力膨胀与滥用往往不是因为制度缺损或缺乏制度约束。恰恰相反，而是由于制度被蔑视、被践踏、被扭曲和被弃用的结果。故在制度的执行中，要不折不扣地坚持这样的法治理念：制度指向的一切对象都有义务遵守制度规定，不允许制度之外的特权存在。制度的执行不能因人而异，一切破坏制度的行为都应当受到应有的制裁或处理；不允许随意以一新制度架空未经正当程序废止的旧制度；不能随意中止制度的执行；制度的执行不能突破法律道德的底线；以客观、平等和公正作为执行制度的一般原则，等等。

　　（3）健全制度保障机制。个人权威凌驾于制度权威之上和践踏制度，是专制社会中人治现象的再现，与现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并为制度权威所不容。相对完备的制度保障机制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制度内的保障机制。即通过制度本身的规定保障制度得到遵守和执行，如规定完善的执行监督措施和必要的惩罚机制等，充分利用制度内含的强制力和约束力保障制度的执行；二是制度外的保障机制。即利用其他制度的强制力和约束力保障制度得到有效实施。没有完备的制度保障机制，就不会有制度权威。建立完备而有效的制度保障机制，是以制度权威取代个人权威是积极推进法治的需要。预防、减少与规制践踏制度的恣意与行为，是制度权威的内在要求与制度保障机制的根本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