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根据上述理论基础，实证法学在关于法与道德的关系上表达出如下的理论：

　　a.法与道德是两个在实践和文化上都相互独立的领域。它们具有不同的渊源，不同的确立和认可的标准，因此二者完全是自足的。它们只在各自的领域之中产生作用并不对其他领域发生影响；

　　b.但是，这并不表明法与道德就没有共同性存在。在实践活动之中的一些规范是二者共同的内容，这也得到历史的确认。例如禁止杀人，禁止欺诈等等。但是，这些内容一旦被确立为法，它就法律化了，而不再具有道德的属性了，而变得与其他可能的法的内容一样，都成为法的内容。换句话说，这些规范不是从事实上是作为道德的内容这一事实之中取得其法律性或约束力，而是因为这些规范符合了关于法的确立和承认的实在的独立于道德的标准，基于这一事实，而具有约束力。

　　c.采纳实证主义并非意味着对于法不能从道德的角度进行批评。这样的批评是可以的而且是值得鼓励的，它代表了一种推动法的发展的重要的工具和立法政治。但是，它并不进入法的内部也不改变法的性质。这也就是说，一条受到批评的因而显得不正义的规则，只要符合关于法的确立和承认的标准，即不因此而失去法律性和约束力。它在任何一个方面仍然具有法的属性，因此也应该得到社会大众的遵守，权威机构也可以要求人民服从它。换言之，只要符合有关法的确立和承认的标准，法的内容甚至可以与道德相冲突。

　　3、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实证法学理论在法与道德之间进行严格的区分。法与正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虽然它们并不相冲突。如果从体系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我们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或相互区分的领域。道德是一回事，法是另一回事。二者具有某些共同的内容这样的事实并不导致它们的联合。对于这些共同的内容，如果仔细观察，可以说并不是真正的共同：虽然它们有着相同的社会文化表述，比如杀人，欺诈等等，但是，这些表述在法之中变为法律性的，在道德之中变为道德性的，因此在本体上相区别。

　　以上说明的理论观点在凯尔逊（H.Kelsen）的思想中得到表现。他是20世纪最著名也最有活力的实证主义法学家。他主张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严格地将法与道德相分离，但是同时也认可从道德的角度对法进行批评的可能性，并将这视为一种推动法改进和发展的工具，但是这并不牵涉各自的性质问题[13].这在实证法学的一种更精制的形态，同时也是这一思想的最近的一种重要的表述——分析法哲学之中仍然得到确认。这一理论以最基础的关于事实与价值的巨大区分原则以及所谓的休谟定律（legge di Hume）——根据这一定律，人们不能从事先的关于描述性的前提假设之中合乎逻辑地得出指示性（规范性）的结论，反之亦然——在一方面否认道德具有客观可靠的基础的可能性，在另一方面相应地排除道德对法产生的任何直接影响，把法封闭于其自身的规范结构以及义务论逻辑（logica deontica）之中[14].

　　四、立宪主义

　　1、立宪主义需要更加专门和复杂的论述以表明它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何种限度之内可以被看作是相对于前述的两种理论的第三条思路

　　就其一般意义而言，与其说立宪主义是一种法哲学不如说它是一种与法有关的政治哲学。用意大利宪法学家奥古斯都·巴尔贝拉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政治的，哲学的，文化的以体现了自由主义或说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原则为基础的宪法文本的获胜作为其性质的运动”[15].但是，这并不表明它没有表达出一种法哲学，相反它很鲜明地表达出一种法哲学。历史地来看，立宪主义产生于自然法学，特别是自由契约论时代的自然法学（17到18世纪）。洛克、卢梭等等，它构成西方现代和当代政治文化的基础。但是，随着实证法学的到来，立宪主义没有消失，相反在很大的程度上适应了新的世界观念同时表明了自己的法哲学。这在我们的时代仍然如此。这就是我们的兴趣之所在：当代的立宪主义或当代重要的立宪主义思想提出其政治伦理观念——这起源于自然法学——的时候却是依据实证法学的原则，具有明显的实证法学的意味。这种独特的方式，就是当代立宪主义的特征。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撇开立宪主义之中的特殊的政治伦理因素——这与法的自由民主主义原则或激进民主主义原则有关——不谈，而集中关注其理论和外在形态，也就是一种法哲学的话，可以说，当代的立宪主义在作为一种政治哲学之余，也可以看作是关于法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的第三种理论思路。我的这一论断似乎很有些把问题简单化的嫌疑，这正是我试图在下文进行说明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