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问题状况的整理

　　在日本，199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其语气好像中国人谈“文革十年”，悔恨与无奈兼而有之。

　　由于泡沫现象从1991年起开始破灭，各大银行均陷入不良资产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国内实体经济也从此一蹶不振，至今日本似乎已经失去了称雄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梦想，也失去了“日本经营模式”优越性的神话，甚至还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恢复元气的自信。尽管日本国民总生产（GNP）或国民总收入（GNI）在这段时期内仍然维持在大约3兆7000亿至5兆美圆的规模（比较：中国为1兆多美圆，美国为10兆美圆），占世界经济份额的13-18%（比较：中国占6%，美国占30%），并且每年产生600—1000亿美圆的贸易顺差，在2000年对外纯资产达到1兆美圆以上 ，但是，根据《读卖新闻》最近进行的舆论调查，62%的成年人和75%的青少年还是对日本的前景持悲观态度 .

　　泡沫的破灭导致了长期萧条。但是，在此之前，日本的经济曾经出现过持续四十年高速成长的奇迹。许多学者曾经认为，这样伟大的成就不能仅仅归功于技术水平、企业的效率以及国际经济的环境，与国家权力结构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傅高义和约翰逊都强调“准政治性制度”、“独特的组织力、政策以及计划”乃至社会制度对于日本辉煌时代的重要性 .青木昌彦更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日美制度模式的比较分析方面 .然而，如果说经济的成功与某种制度存在着因果关系，那么，在遭受惨败之后就很容易会出现对有关制度条件的重新认识、反思甚至否定。实际上，把泡沫现象导致的经济失败理解为日本制度模式失败的大有人在，与此相应，彻底改造产业结构和国家权力结构也的确成为1993年以来日本社会的基调。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日本的制度模式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评价，这种矛盾甚至反映在同一研究者身上，表现为结论的前后不相吻合 .正因为对日本制度的得失众说纷纭，而经济的泡沫现象又成为褒贬的主要分水岭，所以有必要对泡沫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特别认真的考察。

　　日本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不妨简化为在明治、大正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时计划经济、以及战后民主化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1955年政治体制和1975年经济体制这两大方面 .1955年政治体制的支柱是1947年宪法以及1952年日美安保条约，在制度安排上表现为一党优势和科层制多元主义协商国家类型，政府与民间形成了围绕民主化利益分配的复杂的关系网络。而1975年经济体制的轴心则是在劳资和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准计划经济方式以及企业的内部者经营控制，通过主银行（而不是股东大会或政府部门）监控方式来保障资本运用的效率。与此相联系，在大公司股份的构成中个人大股东所占的份额不过10%，表现出资本家法人化（奥村宏称之为“法人资本主义” ）的倾向。应该承认，这样的模式比较适合赶超型社会的需要。

　　但是，以国内生产为中心、靠出口创汇而致富的积累型企业活动发展到头之后，必须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促进创造性的风险投资、增加服务行业以及知识产权的比重，并把经济的中心工作从扩大出口转向振兴内需。日圆迅速地翻倍升值大幅度加快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步伐，导致放松行政管制、开放市场、致力于国际协调。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有的经济模式开始失灵，企业经营、雇佣关系以及行政指导等各种制度都受到挑战和改正。泡沫现象的破灭以及随之而来的景气低迷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结构改造，迄今为止，日本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这个过程尚未完成。

　　众所周知，任何国家的经济都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出现股票、土地等资产价格异常上涨（尤其是在基础价格、错误预期价格之外的非理性投机价格的飚升）的泡沫现象。问题是在日本为什么泡沫会达到其他国家前所未见的程度？为什么由此产生的巨额不良资产和呆帐不能得到及时处理？造成这个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重创的主要原因究竟是政策的一时失误，还是制度安排上的根本性缺陷？研讨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更好地认识日本，也有利于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箭在弦上的现阶段，考虑到美国为了维护美圆作为“石油通货”的地位而发动战争的深层动机有可能开辟出另一条“货币战争”（美圆对欧元、日圆对人民元）前线的较大概率，如何防止IT精密制导炸弹与金融炸弹先后落下的问题更具有非常迫切的意义。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试图对日本经济遭受挫折的前因后果进行初步的考察，进而分析相关的政策失误和制度缺陷，并介绍一些主要的改革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