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充分注意以“党政分离”为基调的行政机构改革和政治改革对经济决策的影响，重新界定政府部门的代理关系，防止执政党与行政机构之间的协调性在减弱或丧失的场合诱发经济危机或者耽误经济危机的处理。迄今为止中国的行政过程受到两大压力缓冲装置的保护，即共产党和国有企业。以后这样的保护效果将逐步消失，为此必须尽早让行政机构逐步在适当范围内直接承受民意的压力，以形成风险意识、提高弹性和应变能力、履行越来越多的说明义务。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舆论监督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对资本市场规则的执行以及日常性监督机制，防止股票和证券的不公平交易。传统的制裁手段主要是刑事司法程序，但由于审判过于费时，而检察机关也难以胜任维持瞬息万变的证券交易市场秩序的复杂任务。各国法制的最新发展趋势是在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问题上继续严格适用刑事惩罚，与此同时，广泛采取民事制裁以及罚款、警戒性收费、防止再犯的附带命令和排除措施、事先中止措施、紧急停止命令等各种行政处罚用以代替刑事惩罚。

　　[载《比较》第6辑（2003年）]

　　1、有关统计数据，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统计中心网上数据库中的日本统计年鉴、日本的统计、世界的统计等栏目，查阅 //www.stat.go.jp .涉及金融经济、财政决算、法定贴现率以及国际收支等方面的统计数据，另见日本银行网上资料库的统计数据栏目，查阅 //www.boj.or.jp .

　　2、对全国成年人进行的舆论调查是在2002年10月以访谈方式进行的，对全国青少年的进行问卷调查是在同年12月进行的。见《读卖新闻》2003年2月22日报道。

　　3、See E. F. Vogel， Japan as No.1： Lesson for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C. Johnson， “Studies of Japanese Political Economy： A Crisis in Theory”， The Japan Foundation Newsletter Vol.16 No.3 （1988）。

　　4、Cf. Masahiko Aoki， Information， Incentives， and Bargaining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青木昌彦《经济系统的进化和多元性-比较制度分析的绪论》（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95年）、《迈向制度的比较分析》（泷泽弘和、谷口和弘译，东京：NTT出版，2001年）。

　　5、例如傅高义和约翰逊对日本的评价有很大变化。另外，久居日本达二、三十年的荷兰记者卡瑞尔？沃佛仁一直激烈抨击日本的政治以及制度模式，See Karel van Wolferen，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People and Politics in a Stateless Nation （London： Macmillan London Limited， 1989）。

　　6、详见升味准之辅《现代政治-1955年以后》上、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日本政治学会（编）《年报政治学1996-55年体制的崩溃》（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新川敏光“1975年春斗与经济危机管理” 大岳秀夫（编）《日本政治的争点》（东京：三一书房，1984年）、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现代日本经济系统的源流》（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93年）。

　　7、参阅奥村宏《新版？法人资本主义的结构》（东京：社会思想社，1991年）、《公司本位主义会崩溃吗？》（东京：岩波书店，1992年）。

　　8、例如：野口悠纪雄《泡沫的经济学-日本经济怎么了？》（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92年）、崛内昭义《金融系统的未来-不良债权与大爆炸》（东京：岩波书店，1998年）、竹内靖雄《“日本”的终结-与“日本式社会主义”的诀别》（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98年）、朝日新闻经济部（编）《金融动乱》（东京：朝日新闻社，1999年）、日本经济新闻社（编）《泡沫经济的检验-无意的犯罪》（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