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5年初开始，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解除对外汇市场的各种限制措施。到这一年9月22日，发达国家五国财政部长会议在纽约达成通过协调行动促使美圆贬值的广场协定，仅过两天日本中央银行就大举抛售美圆、收购日圆，导致日圆汇兑行情出现空前的涨幅。特别是10月24日日本中央银行进行短期利息走高诱导之后，日圆升值倾向终于变得不可逆转。从1985年9月到86年8月美圆兑换日圆的比值从1：240下滑到1：152.特别是在1986年7月提议扩大内需的前川报告（正式名称为“为了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 ）送交首相之后，日圆更是急剧升值。与此同时，日本中央银行放松银根，不断施行低利息政策，连续五次调低法定贴现率使之从5%下降到当时的历史最低点2.5%.这是泡沫经济的另一个起点。

　　总之，在1980年代后期的日本，央行再三采取低息政策导致大量资金流向市场，政府的制度性举措以及鼓励“能挣会花”、“以钱生钱”的大众传媒又为人们利用这些资金购买资产（特别是不动产和股票）提供了充分的诱因和中介机制-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促使地价和股价不断飚升。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税收制度提供种种优惠措施吸引群众对不动产投资，而担保制度则为银行贷款大开方面之门，这两项制度之间共振的结果，就是土地的泡沫化。

　　与日本经济泡沫化的条件相近的状况也存在于当前的中国，特别是贸易顺差激增的事实和人民币汇率偏低的呼声这两种因素已经显露出来。

　　2001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831亿美圆，2002年则达到1031亿美圆的新高，远远超出同年日本的700亿美圆顺差 .虽然日本指责中国有廉价倾销的嫌疑，但迄今为止美国并未像当年对付日本那样强迫中国扩大内需以维持贸易均势，甚至像没事似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认为中国的经济勃兴现在不仅不构成威胁，相反倒有利于美国企业降低生产成本以及全球化进程 .至于通过国际协调行为促使人民币升值的意见，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最近在七个工业国组织央行国际会议上再次加以提倡，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 ，尚未达成共识和决策。

　　但是，如果不出现意外的事态，预计在三、五年之后中国将很难避免人民币国际化、完全波动行市制的引进以及经济摩擦的激化。而中国银行的呆帐和不良资产的比率也非常高，例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占全部贷款的26% （比较：1992年大藏省和央行公布的大银行不良资产金额为8兆日圆、占总资产的1.3%，但实际上当年大银行不良资产金额为12.8兆日圆，1999年全国所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总金额为30.3兆日圆 ，在会计帐面上还是低于中国的不良资产比率），一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演化成金融危机。到那时能否避免重蹈日本二十年前的覆辙则是我们现在就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Ⅲ。 三次决策失误：坐失解决经济泡沫问题的良机

　　日本经济泡沫现象的破灭以及随之出现长期萧条可以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9年末到1991年夏。尽管在1989年日本中央银行连续三次提高法定贴现率，大藏省也开始限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向不动产业和土木建设行业放贷，但仍然不能控制泡沫的膨胀。股价在1989年12月29日升到顶峰，然后急剧下滑。1990年，日圆、债券、股票同时贬值，泡沫开始破灭，败象毕显。另外，股价和地价的下降导致信贷担保物的贬值，金融机构为避免债权损失而迫切要求债务人企业尽快偿还借款或追加担保，这就迫使有关企业转让自己保持的股票和不动产，结果大大助长了出让股票和土地的风潮，导致股价和地价的进一步下降。如此反复，形成恶性循环。但是，这时大多数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为经济的挫折很快就会得到克服。

　　第二阶段是1991年夏到1996年春。日本采取扩张财政的政策，央行在1991年7月降低法定贴现率，大藏省停止对资金流向的总量限制。从1992年3月到1995年9月这段时期，日本政府先后7次提出和实施了刺激经济景气的紧急对策或综合性对策，为此投入的资金总额超过60兆日圆，其中货真价实的附加性支出占一半。1993年有关部门曾经一度宣告走出谷底，1995年和96年日本景气也确实略有回升。但是，在日圆升值到1美圆兑80日圆的汇率压力下，日本不得不采取进一步扩大财政、放松银根的政策，结果导致政府财政负担过重、泡沫后遗症恶化的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