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完全合理的（即不受传统束缚的）实物计算时，在支配货币财富和货币收入时，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边缘效应计算，-依照需求的轻重缓急表-就会陷入十分错综复杂的境地。在前者，作为“边缘”问题出现的仅仅剩余劳动，或者满足或牺牲一种需求，以利于另一种（或若干种）需求（因为在其中，“成本”最终表现在纯粹的货币预算里），而在后者，除了需求的轻重缓急外，它将被迫还要权衡：1、生产手段包括迄今为止整个劳动规模的多种含义而不同的（和可以变化的）的关系，也就是说：2、为了赢得新的收益，预算编制者不得不考虑的新的劳动规模和方式；3、在考虑各种不同的对货物生产的情况下，实物消耗使用的方式。经济理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分析这些考虑的可能合理的方式，经济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密切注视贯穿各个历史时代过程的实物预算，实际上用何种方式满足于这种情况的。基本上可以断言：1、形式上合理的程度，事实上（一般）达不到实际可能的（然而在理论上可充分假设的）水平，勿宁说，实物预算的计算极大多数必然总是广泛地受到传统的束缚，2、也就是说，正因为日常需求没有得到提高和升华，对大的预算单位来说，非日常的（首先在艺术方面）利用它们过剩的供应是易于理解的（自然经济时代的艺术的、与风格密切相连的文化基础）。

　　1、当然，属于“财富”的不仅仅是实际物品，而且还有不管通过习俗、利害关系、惯例或者法律或者其他得到可靠保证的支配权力所拥有的一切机会（包括一个赢利企业的“顾客”-不管这是一个医生、律师或者是零售商的赢利企业-都是属于所有者的财富，如果这种支配权力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稳定的：在法律上占有的情况下，按照第1章第（10）节的定义，它就是“财产”）。

　　2、在不存在着现实的使用货币，或者把货币的使用限制在双方交换货物数量中，用实物无法平衡的过剩部分的货币计算，人们典型发现在埃及和巴比伦的文献中就存在着这种情况，用货币计算来衡量实物支付，例如既在汉摩拉比法典中，也在罗马的通俗法和中世纪早期的法律中，典型地允许把货币计算的数额支付给债务人：按其可能的范围内。（在这中间，换算只能在传统的或者强加的内部价格的基础上进行）。

　　3、此外，为了与立即就要讨论的合理的赢利经济作比较，明确无误地确定合理的“预算”的概念，论述只能是一些老生常谈。目的是想着重指出，两者都可能具有合理的形式，在合理的情况下，“需求的满足”并不比赢利“更为原始”，“财富”也不是一个必然比“资本”更为“原始的”范畴，或者“收入”不是必然比“利润”更原始。当然，从历史上和以往对经济事务占主导地位的观察方式看，不言而喻，“预算”是较早存在的。

　　4、谁是“预算”的承担者，这是无关紧要的。一个国家的“预算计划”和一个工人的“预算”，两者属于同一个范畴。

　　5、预算和赢利并不是排他性的选择。例如，一个消费协会的企业服务于（正常的）预算，然而它不是预算的企业，而根据其表现形式看，是一种赢利的企业，又不包括实质赢利目的。预算和赢利在个人的行为中可以密切结合（而这在过去是典型的情况），以致于只有最终的行动（一边是销售，另一边是消耗），才给事情的意向以决定性的意义（在小农们身上尤其典型）。预算性的交换（消费的换入，剩余的换出）是预算的组成部分。（一个王公或地主的）预算可以包括在下一节（指第（11）节）意义上的赢利企业，而且在更早的时候，就以典型的方式这样做了：地主、寺院和王公们为了利用自己的农林产品，整个工业就从这样一些不自主的和他治的“副业”中产生了。今天，形形色色的“企业”已经构成尤其是社区的、然而也包括国家的预算单位的组成部分。在合理计算的情况下，当然只有预算单位可以支配的这些企业的“纯收益”属于“收入”。相反，赢利的企业例如要养活它们的奴隶和雇佣劳动者，可以划入未臻成熟的他治的“预算单位”（例如“福利机构”、住宅和厨房设备）。“纯收益”就是（见2）扣除整个货币成本之后的货币剩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