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在遵守TRIPS协定的基础上，制定适合国情的专利制度和药品制度
适合国情的专利制度对国家创新能力的促进功不可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严格的专利制度在实践着这一真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对国情过高过严格的专利保护不利于创新，更抑制了通向创新的“复制型仿制”。正如前文所说，中国已经制定了比较严格的专利保护标准，如果此时再倒退回去，会遭致发达国家的反对，也不利于中国国际形象，因此，笔者认为取消药品专利制度并不可取。
然而，《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看似一个积极的立法，却显示了中国对于TRIPS协定问题落后形势的处理方法， 2005年12月6日，WTO总理事会通过了对TRIPS协定进行修改的报告，其并没有把发生公共健康危机的疾病范围限制在明确列明的种类，而按照中国的该法令本来可以作为仿制救命药物的法律依据，但其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传染病，是指导致公共健康问题的艾滋病、肺结核、疟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其它传染病。那么例如近期大家最关心的禽流感问题，中国公司虽有生产能力，[210] 但很可能受到本土及原有知识产权拥有者所属地的法律限制，使得低价药物最终无法到达病人手中，因为中国的《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中的疾病范围并不包括禽流感。
出现这一状况的直接原因就是中国知识产权局是依据《多哈宣言》来立法的，不知道WTO会在数日之后通过新的决议，这显然是知识产权局与商务部在日内瓦的代表缺乏沟通所致。而2005年12月6日的决议与《多哈宣言》的最大差别就是没有列明病症种类，甚至没有限定是传染病，只是说致命病症，所以理论上治疗癌症的药物也可以仿制。[211]
3. 在TRIPS协定的框架下，正确认识和运用公共健康药品的各种获得途径
我国作为具有相当制药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治疗公共健康疾病的药品，应尽量实现国产化，并保证高质量。我国人口基数大，目前以艾滋等药品为代表的公共健康药品市场上是“供不应求”，已经获得生产许可的药品公司应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增加产量。强制许可是非紧急状况下的压价祛码，就我国现阶段的公共健康状况而言，还不适合实施强制许可，但并不是说强制许可对可支付药品获得没有任何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如果公共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可支付专利药品的供应得不到保证，应在反复考虑实施强制许可的经济价值和可行性的基础之上，果断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