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劳资争议和集体协议（Labor＆CollectiveBargainingExemption）

　　早在1914年，克莱顿法就规定：人的劳动不是商品或商业物品，反托拉斯法不限制那些为了互助、没有资本、不盈利的劳动组织、农业组织、园艺组织的存在和活动，也不限制或禁止其成员合法地实现该组织的合法目的；依据反托拉斯法，这些组织或成员，不是限制贸易的非法联合或共谋；美国法院或其法官，对雇主之间、雇员与雇主之间、雇员之间因雇佣条件而产生的争议，不能发出限制令或禁令。 1930年，国会在制定联邦劳动法时，希望阻止法院运用反托拉斯法解决一些一般不宜根据反托拉斯法来解决的劳动争议，因此，在联邦劳动法中重申了克莱顿法中的规定，并列举了许多具体的豁免适用反托拉斯法的行为：任何限制令或禁令，不能禁止人们终止雇用关系；不能禁止人们停止工作；不能禁止人们通过和平方式向别人建议终止雇用关系或停止工作；不能禁止人们为了和平获得信息或取得联系在任何可以合法出入的地方出现；不能禁止人们停止资助或停止雇用涉及劳资争议的当事人；不能禁止人们通过和平、合法方式建议别人停止资助或停止雇用发生劳资争议的当事人；不能禁止人们给涉及劳资争议的人支付或扣除罢工津贴、其它金钱或有价值的东西；不能禁止人们为了合法目的而以合法方式举行集会。此外，诺里斯·拉瓜迪亚法（theNorris-LaGuardiaAct）也作了与前两个法律相类似的规定。 前述成文法没有免除工会与非劳工当事人之间的一致行为和协议的反托拉斯责任。在Pennington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工会与部分雇主之间达成的旨在统一全行业劳动标准的协议不能豁免适用反托拉斯法。但最高法院认识到，国会根据国家劳动关系法支持集体谈判的政策，与国家实行自由竞争政策间的恰当协调，要求某些工会雇主间的协议和集体谈判的某些程序应给予有限的非成文的反托拉斯豁免。在与Pennington案同时判决的MeatCuttersv.JewelTea（1965）案中，[8]最高法院做出了工会与雇主间的协议可豁免适用反托拉斯法的判决。该案起因于工会与雇主所签订的限制营业时间的协议。1957年，芝加哥鲜肉零售商代表与代表芝加哥地区所有屠夫的7个工会签订合同。谈判期间，雇主要求工会同意放宽既有合同对鲜肉市场营业时间的限制，工会拒绝了雇主的要求。最后，除珠宝茶叶公司（以下称“珠宝公司”）与大芝加哥联合食品零售商外，其余雇主接受了工会提出的保留营业时间限制的建议。珠宝公司要求工会允许自己在星期五晚上营业，并宣称，对营业时间作任何限制是非法的。工会拒绝了珠宝公司的要求，并拟举行罢工。在投票表决罢工期间，珠宝公司决定签署合同。1958年7月，珠宝公司提出诉讼，指控工会限制营业时间违反了谢尔曼法。最高法院怀特法官与哥德伯格法官分别发表了法庭意见。尽管两位法官在肉类自选商场夜间营业不需要屠夫工作，是否会对屠夫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点上有不同意见，但他们都认为，工会与雇主根据国家劳工关系法就强制性事项进行集体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可豁免适用反托拉斯法。

　　五、体育运动的适用除外（SportsAntitrustEx emption）

　　豁免适用反托拉斯法的体育运动主要是棒球。在1922年联邦棒球俱乐部诉全国职业棒球联盟案中，最高法院霍尔姆斯法官认为，棒球运动不属于州际之间的商业联系，而是一种表演，不适用反托拉斯法。根据该判例，职业棒球联盟对职业运动队数量及其分布范围的控制、对棒球运动员转会自由的限制等不受反托拉斯法的惩罚。但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职业运动员不断对“反托拉斯豁免”发起挑战。而美国职业棒球联盟却一直游说国会，希望国会通过“棒球运动反托拉斯豁免”的立法，国会没有接受职业棒球联盟的立法建议。[9]随着电视技术的发展，棒球运动的商业性和交往性越来越显著，美国棒球职业联盟对竞争的限制所导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引起了美国学者的关注。2003年5月，伊利诺斯大学法学院教授史蒂芬·罗斯代表美国律师协会和美国消费者联盟向美国一法院提交了法律援助辩护状，极力要求法院缩减棒球适用除外的范围（tokeepthebaseballex emptionnarrow）。 最高法院对棒球运动的豁免没有扩展至其他运动项目。其他体育运动只享有有限的反托拉斯豁免。这种有限豁免规定于国会1961年制定的体育运动广播法中。该法规定，任何由有组织的职业联合会包括足球、棒球、篮球和曲棍球联合会签订的广播权转让协议、职业足球联盟的合并行为（1966年增改）不适用反托拉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