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法通则》第58条相比，有如下变化：（1）欺诈、胁迫原则上为可撤销合同，仅损害国家利益者为无效合同；（2）乘人之危的合同不再是无效合同；（3）限制行为能力人超出行为能力范围订立的合同不再是无效合同；（4）删除了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内容。与《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相比，扩大了可撤销合同的范围，包括了：（1）重大误解；（2）显失公平；（3）一般的欺诈；（4）一般的胁迫；（5）乘人之危。

    （三）、遐想：以传统理论构造新型的合同无效制度

    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与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关于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的规定相差无几。法国法规定的引起合同绝对无效的原因有：（1）合同标的或原因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2）合同违反有关经济法规；（3）合同缺乏同意；（4）合同违反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及第三人利益的规定。德国民法典规定的绝对无效的原因是：（1）违反法律与善良风俗；（2）在对方知悉的心意保留、虚假行为、或者戏谑行为；（3）欠缺相应的行为能力；（4）法定形式欠缺。而克撤销的合同则是因胁迫、欺诈、和错误。[12]我国合同无效制度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同时，却又恪守着一些错误的信条。其中，最不可理解的就是：同样是欺诈胁迫而订立的合同，在损害国家利益是，合同无效；在损害私人利益时，合同可撤销。这不禁使人发出这样的疑问：在民事生活领域，私人和国家究竟应否有平等的主体资格和地位？现代法理给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而合同无效制度的设置却是背其道而行的。

    事实上，从古至今，合同的无效与可撤销制度，反映的是国家通过对合同效力的规制而对司法加以干预。我们不妨大胆地、批判地，同时有选择地借鉴“形式违反→ 合同无效”，“[自由意志（对等交换+主观诚信）]——缺失→[合同无效]”，以及“公正利益+法律强行规定——缺失或违反→合同无效”，抹去国家利益的特殊保护，重构合同无效制度。当然，亦有必要适当引入我国及法德的各种无效事由。据此，笔者分析，应依合同关系的要素入手，提炼出 “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法律因素有”，在各自的项下具体分析与合同无效制度的衔接。

    “主观因素”包括欺诈、胁迫、错误，“客观因素”包括社会利益、公序良俗、双方利益（是否显失公平）以及法律强行规范（是否违反），“法律因素”特指法定形式（是否遵循）。

    对具体合同效力进行界定时，应具体分析，但作为制度设应有一种普遍的规则。上述“主观因素”出现在合同订立中时，合同是否生效应由当事人决定，因为行为人自己才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所以，欺诈、胁迫、错误的主观意志状态存在于合同订立时，对之的矫正和再衡量，应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是否撤销。“客观因素” 在合同无效制度中最主要的表现为社会利益的背弃。在这种情况下，契约绝对自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要求国家公权，合同无效，而不问当事人缔约时，是一方欺诈、胁迫还是错误。“法律因素”，是法律（不论立法者处于何种立法考量）对某些类型合同以法定形式加以特别规定，要求行为人当然遵守，对之的违反当然合同无效。

    把“合同无效制度”试图用“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法律因素”予以构造，笔者的初衷在于明晰这一制度领域的基本精神，即：契约自由的限度，在于对相对人的相对尊重及其他人的绝对尊重。而无意挑战现行立法规范。相反，现行立法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法律根据。但笔者仍然认为现行合同无效制度对国家、私人利益保护区别对待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