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中心主义还将有助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在采取股东会中心主义、投票上资额主义和董事任职上的大股东推荐主义的前提下，在无法抵消大股东左右公司事务并借此谋取私利的前提下，为数众多的中小股东必然成为大股东控制行为的直接受害者。虽然股份平等与股东平权的含义并不完全异样，但我国公司法学者普遍接受着股份平等或股东平权的思想[4]（P.84）[5]（P.30）。然而，控股权及管理权集于一身的大股东，难道真的能与持有少量股份而没有控制或参与权的中小股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吗？现实生活说明，这种平等是不存在的，真正存在的恰恰是客观上的不平等。因此，我们的结论只有一个，股东平权或股份平等的思想只是一种理论幻想。在股东平权思想成为幻想之时，也就是小股东以脚投票之时。然而，中小股东必须得到某种利益满足，在对公司事务失去参与可能和兴趣的同时，他们必然会转换角色，成为二级市场的投机者或短线炒作者，以寻求二级市场可能带来的收益。

　　有学者提出，既然大股东控制上市公司有如此恶果，不如通过减持股份使之失去某种程度的控制权。这种建议是幼稚的。我国多数上市公司是从传统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民营企业并没有享受到更多的直接利益，相当部分的民营企业通过“买壳方式”实现间接上市。无论以往企业改制及上市政策是对是错，但不可否认这种现状是10年来企业改制上市政策直接导致的。虽然这种政策值得今天反思并可指导未来，但就已取得上市资格的公司来说，追究以往政策及体制责任没有任何实际意义。那么，是否在现有上市公司中减持国有股份就是实现科学的公司治理的良策呢？我认为，已实施和正在酝酿的许多减持国有股份的方案，将会遇到更实质的法律及法理障碍。如前所述，大股东持有绝对控制股是依照以往政策法律下形成的事实，大股东合法持有较多股份或拥有控制权的状态是不容否定的客观且合法状态；在此情况下，大股东为降低持股比例而自愿让出部分股权，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若强迫其转让股权，显然有侵犯“私权”的嫌疑。虽然私权概念尚未被人们广泛接受，（注：讨论私法或私权的学术文章较少，但易继明以《私法》为题，编成文集陆续出版，至少说明私法及私权观念的逐渐强化。该论文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如果在相对于政府或国家机关的立场上使用“私权”概念的话，我们会发现各部门、地方、集团与政府利益的相异之处，姑且以“私权”概括之。在正常发展的社会经济秩序中，若以法律手段强制私权权利人转让股份，即使是有偿转让，但又与剥夺私权有什么差别呢？从另方面看，一旦剥夺私权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还有什么私权应受到尊重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目前考虑的绝大多数减持国有股份做法必然失败。这种失败或者以市场抵制为表现形式，或者是以损害私权为表现形式。

　　四、片段建议

　　如果说减持国有股份虽有助于实现企业所有与企业经营相分离，但又必然失败；如果说大股东过度控制又必然损害中小股东乃至证券市场利益，甚至还会引伸出异常复杂的关联交易和内幕交易，出路何在？我认为，提升和强化董事会地位，限制股东会权力，并同等地限制股东权利，才是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正确途径。

　　首先，通过立法方式限制股东会的权力，实现对股东权利的平等削弱。以“一股独大”为题的文章最近数年频频见诸报端，我认为这种指责未必言过其实，但明显有失公允。我们可以在德国、日本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寻找到许多类似国人所称“一股独大”的例子，甚至在以股权高度分散化的美国也可以找到这样的公司，这些公司是否都出现了类似我国公司治理上遇到的艰难问题吗？没有！一股独大，何罪之有？（注：“一股独大”曾被选定为清华大学2002年商法论坛原订议题，但后因极少论文提交而被取消讨论。）我国面临的问题是，现行法律已赋予给股东会太多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又被实际地转化为大股东权力，从而出现了损害小股东利益的“一股独大”现象。如果能够合理削弱股东会权力，相信会有助于遏制大股东滥用权力的情况。从法律技术上讲，法律上非常清晰划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界限；在传统思维上讲，即使能够确定中小股东的范畴，但依靠削弱大股东权力来维系中小股东权力的做法，不具有常规的公平性；从国外立法例来看，单纯依靠提升中小股东地位和表决权又必须做到合理且具有相当的技术难度。考虑到中小股东实际较少参与公司事务的现状，在总体上削弱股东会权力是可行的，但必须配合以修正“国有资产流失”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