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宏观调控立法的内容也日趋民主化。国家对社会经济宏观调控，它既然是一种国家职能活动，所以也可称为是一种国家管理。这同传统的、特别是如我们中国人原来所理解的那种管理已有明显不同：它主要不是作为“政治国家”的管理，而是作为“社会国家”的管理；不是传统的行政管理，而是一种国家经济调节；在方式上主要不是依靠行政指令和强制，而主要靠指导、鼓励、影响、提供帮助和服务。随着各国民主政治和法治的进步，法律的性质不再是单纯制约民众的“治民”、“管民”之法，它越来越体现出是一种对民众正当权利的法律维护，对公共权力行使的一种法律控制，即是“维权（利）法”和“控权（力）法”。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它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乃在于为了维护社会广大民众的权利，其一切活动都应围绕这一目的。违背这一根本点，公共权力便是滥用和可能导致腐败。但权力一旦形成，它往往对于民众权利发生超越和异化，容易发生侵害民众权利的现象。（注：漆多俊：《论权力》，《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以国家介入社会经济进行调节而言，一方面，这是19世纪末以来产生的社会需要；而另一方面，又必须同时对国家介入经济之后所实行的经济调节行为予以严格的法律控制。包括宏观调控法在内的经济法，应当主要是一种控权（力）法和维权（利）法。维权（利）必先控权（力）。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重视法制，陆续颁布了许多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这同过去的人治经济相比是个大进步，但在法律工具论思想支配下，无论在法的制定程序、法的内容和法的实施上，维权（利）和控权（力）都显得非常薄弱，民主精神未受到高度重视。在宏观调控方面，国家的计划基本上是指令性的，其编制、下达、实施基本上靠行政命令，长期无法可依。各种经济政策基本上以执政党和政府的文件下达和执行。后来如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等方面陆续制定了法律法规，但其中主要是规定管理机关的权利和被管理者的义务，对管理者的法律义务、法律控制甚为薄弱。这集中表现在对管理者违反义务的法律责任缺少规定，或规定得十分空泛，或同其权利不对称，实际上往往难以依照法律予以追究。难怪有些企业和民众抱怨说：无法不好，法多了也不好。每颁布一个法规，就给我们又增加了几个“婆婆”，给某些机关官员多提供一些腐败机会。有人还指着某个新颁法规抱怨说：这就像是我们的义务书，法律如何保障我们的权利呢？当然，这种情况随着国家法治进程而在不断改善中。

　　此外，法律的民主化也体现在法律实施中。国家在依法运用调控权时，要充分吸收公众的意见。有些国家的行业协会（经济联合会）、专家（专家小组）的积极参与对宏观调控法的有效实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例如，德国的经济联合会对国家的经济规划和经济政策有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强烈影响渊源于国家在顾问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中给予联合会以不同程度的参与权和参加权。国家离不开经济联合会经常性的信息和参与，因为它们能为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决策提供真实的材料。国家措施的效力不仅取决于符合实际意义上的正确性，而且取决于接受者的认可程度。就这一点而言，与经济联合会的合作是很有益的。（注：[德]罗尔夫？斯特博：《德国经济行政法》，苏颖霞、陈少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页。）另外，德国在宏观调控中还经常以各种方式使用官方聘请的专家以及大量的专家小组，倾听他们的意见，有些还甚至颁布法律强制政府听取专家意见，如1961年8月14日颁布的《组织专家委员会就整个经济发展提供意见的法律》。日本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时，一般要听取各种审议会的意见。审议会是为政府提供政策研究、政策咨询的民间研究机构。政府的各省、厅在确定产业政策的有关事项时，一般先要向这种审议会或调查会提出咨询，然后根据提出的咨询报告作出决定。这种作法已形成惯例。（注：陈淮编著：《日本产业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0页。）中国也开始重视宏观调控法实施的民主化问题，最近制订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胡鞍钢教授所说的“过去制定五年计划主要是黑箱作业，而‘十五’计划广泛吸收学者意见，第一次出现‘参与性’的游戏规则，为中国的未来创造了一个良好条件”。（注：寿蓓蓓：《“十五”：中国完成跨栏动作-胡鞍钢访谈录》，《南方周末》2001年3月15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