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寻求我们现实中的本土性资源对经济法的启示

    寻求本土性资源的努力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从哪里去寻找本土性资源。“研究历史只是借助本土性资源的一种方式。但本土资源并非存在于历史中，当代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是更重要的本土性资源。”[18]同时在这里充分关注本土性资源不是指一切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也不讨论中国存在的众多优势，只想提出一些需要改进的因素。

    1、市场经济发育启动力量的特殊性。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而正式提出市场经济的时间不到十年。同时中国市场发育不足，市场的主体地位缺失使得客观上要求政府承担起创造条件促进市场发育的作用。政府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重要组织者，无论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还是目前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到来，都是在政府推动下实现，自上而下的进行变革，政府被视为“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政府的经济权力很少受约束。而从我们现实中来看，政府的经济调节作用也非无所不能，也存在着失灵，市场主体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而现代国家理论要求政府权力应从微观领域撤退，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更是对政府的要求与挑战。政府应从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地位退出，让位给社会和市场，实现公共服务社会化，使之成为受规则约束的有限政府。因而中国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起着应有的规制作用的同时，还必须控制和限制、约束行政权力，使行政主体在受法律、规则约束下行使权力，充分赋予市场主体以主体地位和法律资格。

    2、我国市场经济存在的文化背景的特殊性。中国传统法文化中难找市场经济滋生的土壤。从历史上的“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传统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主义精神”强调无私奉献，中国人逐利欲望一直受到压抑；而到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人们在乡土社会熟人之间耻于言利，而到了陌生人社会则表现为社会失范、道德滑坡、商誉缺失、竞争无序、公共产品短缺、外部效应、垄断与竞争、财富两极分化、宏观经济总量失调、官僚体制机构冗肿、官员腐败与寻租行为泛滥等等不一而足。故需要一个强大的权威利用经济法来控制市场自身无以解决的难题。这又说明经济法的实施既依赖于市场经济环境，更对其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经济法应起到对市场中的无序竞争、市场经济的弊端加以规范，在科学与合理的行使行政权力的前提下去充分行使经济权力进行有限调控，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3、我国市场经济本身缺陷———基础薄弱。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间还很短，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提出的时间更短，市场不完善不健全，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很难清除，旧有的思维不时影响着市场经济体制下应的行为方式。市场不能发挥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的作用，计划与政府指令不时影响着社会资源的流动与生产、交换等各环节，人们还不习惯从“找市长”到“找市场”的转变，“市长”没有从市场中退位放权。国内市场既不完善又不统一，条块分割，同时各类型企业都不同程度存在着产权不明、权责不清、历史包袱沉重、承担太多的社会功能，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竞争机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市场不能起到最关键资源配置作用的进一步恶果使得市场主体得不到准确市场信号，影响资源优化配置。因此经济法应起到促进市场主体权利保障、秩序规范化和充分自由竞争的经济发展环境的作用。

    4、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垄断特别是行政垄断表现极为突出且具有很大的危害作用。行政垄断即指政府、政府经济主管部门或其他政府职能部门或者是具有某些政府管理职能的行政性公司，凭借行政权力排斥、限制或妨碍市场竞争的行为。行政垄断经常表现为行政壁垒、地区壁垒和行政性公司三种形式。行政垄断由于是滥用行政权力的结果，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要求是根本冲突的，构成了对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的主要危险，对经济发展、科技进步起着阻碍作用，损害了消费者、其他竞争者的利益，与政府应发挥的作用也不相符，损害了国家、社会的利益和民族工业的竞争力，因而对反垄断特别是反行政垄断的专门立法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