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大陆，学者在理论上也对商的内涵进行了概括。一般说来，学者们均认为商具有营 利性特征，但在具体界定商的范围时则有差异。一些学者对商的认识主要建立在传统商法基 础上，将商视为商品交换活动。如梁慧星、王利明把“商”定义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各种商 品交换行为”（注：参见梁慧星、王利明著：《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 页。转引自李功国：《商人精神与商法》，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2卷，法律出 版社1997年版，第7页。）。苏惠祥等对“商”的定义是“以买卖方式使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2]（ P3）而《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对商的认识要更为狭窄，对商的理解仅限于商业，“当 代 世界上商业法模式大体有两种：市场型经济商业法，主要指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立法，传统 称为商法；计划型经济商业法，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的商业立法。其立法范围仅限于国内 商 业，其内容与传统的商法截然不同。”[3]（P507）

　　而另一些学者对商的范围的认识则要宽泛得多。如王书江等指出，在经济学或日常生活中 商为沟通生产与消费的媒介行为，而在法律上这种媒介行为仅是商的一种，即固有商或买卖 商，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商行为，且其范围日益扩大，出现“无业不商”的情况。[4]（P2—3） 王保树认为：“在近代经济发展中，人们已将营利视为商的本质。这种行为不仅表现在买卖 行为之中，也发展到批发商、货物运送、仓库业、银行业、损害保险业等，并且发展到与商 业 没有直接关系的人身保险、旅客运送、制造加工业、印刷业、出版业等。”[5]（P4）把上述 广义的营利行为看作是商法上的商。徐学鹿也不同意把商仅仅局限于从事商品交换的商，认 为“现代商人，除了经销商人以外，还包括制造商、证券商、保险商、运输商（含海商）、广 告商、代理商等”。因此，“完善的现代商人制度，就是经济学上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法律用 语”。[6]

　　二、确定商的内涵的方法论思考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社会关系。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笔者认为认识商的 内涵应把握以下原则。

　　第一，应从社会关系本身入手，而不能从实证法入手。法学和法律上的商概念，是不同国 家在长期商事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概括形成的，其对商的内涵的认识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同时 必须指出的是，客观社会关系及其内在要求本身，不可能自我表达任何意思，法律对客观社 会关系的调整，是以立法者的主观意志为中介的，是立法者基于其对社会关系及其客观要求 的理解，加上其自身好恶和利益权衡对社会关系进行的调整。法有良法、恶法之分正为此故 ，各国商法典的内容不同也皆因此故。因此，经由实证法认识商的内涵不免有缘木求鱼之嫌 .

　　第二，应从商事关系的本质上来认识，而不能只认识其表层特征。客观事物可分为本质和 现象两个层面。本质所表现的是主要的东西，这种东西能说明事物的特性、事物内部最重要 的方面、事物内部深处所发生的过程。现象是本质的外部表现，是事物和过程借以表现的外 部形式。事物的本质是隐蔽的，是不能靠简单的直观法去认识的。事物的外部形式可以直接 通过感官去感受。但是，事物外部的表现形式常常歪曲和不正确地表达事物的真正本质。本 质和现象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的情况。科学和科学认识的目的就在于透过事物外部的表现形 式揭示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停留在事物的现象层面上。上述对商的认识中，有一些就是停留 在了商的现象层面上，未能深入到商的本质。如从内容上或特征上来把握商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