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商事信用是商事伦理制度化的产物，是商事主体履约能力的一种社会评价。它源于商事主体自身的履约能力和偿债能力，表现为对商事主体经济信赖的社会评价。故其本质体现为一种经营性资信。与普通的民事信用不同，它建立在对商事主体的财产信赖基础之上，同时由于与商业目的结合，因而也与商事主体的经济利益或财产利益紧密相联，是人格权利与财产权利的有机统一，是资信利益的法权形态。

　　二、信用公开与私生活权利保护的冲突与协调

　　构建一个开放的社会信用体系，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在多大程度上开放，如何开放则面临诸多的理论难题和制度障碍。商事信用的公开是否会构成对个人私生活和商业秘密的侵犯，如何既能使个人信息得到有效保护，又能使商事信用顺应信息时代的要求，成为商事信用制度建设中无法回避的理论难题，也是各国商事信用体系构建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一） 信用公开对传统隐私权观念的冲击和挑战

　　出于对人性的关怀及对个体人格和利益的尊重，传统民商法素来强调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一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财产状况、收入与负债、个人档案、纳税记录、及财产信息等情况均被视为私生活信息（information privacy）或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属于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他人不得问津。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商事信用公开呈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态势，传统的隐私权观念与信息时代的特殊要求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1.信息公开-商事信用的时代要求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商事信用同样呈现出高度信息化和公示化的特征。信用信息的量化和公开，为信用的快速传递、识别和判定提供了便利，有效地降低和削弱了市场交易风险，顺应了现代商业高效、快捷、安全的需要。

　　首先，信息的量化为信用的快速传递、识别和判定提供了条件。

　　所谓信用量化，主要是指信用评估标准和指标的量化。即社会对商事信用的评价，逐步屏弃众多的模糊性因素，而根据一定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将决定信用的各种因素予以量化，形成具体的指标参数，通过具体的指数，确定相应的等级，为投资和交易活动提供一个简洁、直观的判断对方信用的标准。

　　现代社会被人称之为“匿名社会”，人们的投资和交易行为已经不限于地域狭小的“熟人社会”。市场交易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时空的延伸和分离。从邮电通讯到电报电话，从计算机到互联网，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逐渐被在时间和空间意义缺场的东西所替代。交易者很多情况下是素昧平生，甚至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仍不谋面。交易方式的改变、交易空间的拓宽，使每一个投资和交易行为本身隐含的风险巨增，客观上要求更加迅速、客观、准确地了解对方的信用状况，从而确定和减少自己的交易风险。然而，在交易者相距较远、接触较少的情况下，由交易者自己对并不熟识的交易对方的信用迅速作出评判，则极不现实。因为决定一个交易和投资对象信用状况的因素相当多、相当复杂。除了比较容易确定的财产数量外，象一个人或企业的守约意识、企业素质、经营管理、经济效益、发展前景等因素都具有较强的模糊性和弹性。让投资者和交易者自己了解对方的信用状况或者由对方自我介绍，都不够客观、全面。而且，要全面了解和判定这些信用因素并最后确认信用程度，是一项非常费力又费时的工作。如何解决交易方便、快捷与交易安全这一对矛盾，便显得极为突出；而另一方面，投资和交易方又迫切需要将自己的信用状况及时地传递给对方，并使对方能够迅速作出识别和判断，以扩大影响、吸引客户。这就要求信用评估必须作到便于传输、便于识别、而且准确、客观。于是信用信息量化就应运而生，并得到了迅速发展。如世界上著名的信用评估机构-美国的莫迪投资服务公司将信用分为三级九等，即A、B、C三级，每级又分为三等，AAA、AA、A，BBB、BB、B和CCC、CC、C.AAA代表信用最好，安全性最高，基本无风险。C则表示信用最低。通过这种信息的传递，投资者和交易者不仅能很直观地判断出交易对方的信用状况，而且也可借助这些信息的发送和传递，使对方迅速了解自己的信用状况。信用评级业最初出现在美国，经过近百年的风雨沧桑与千锤百炼，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世界各大金融机构及跨国公司主动接受信用评级已成为时尚潮流。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等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都已形成各具特色的信用评级制度。信用量化成为商事信用制度的一个显著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