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新法的重心应该是对民间组织行为的规范和指引。由法律、行政法规及地方法规所构成的民间组织法律体系，必须提供哪些行为是被禁止的，哪些行为需要接受何种法律限制，哪些行为是法律所倡导的，以及不同违法行为所承受的不同惩罚等明确清晰的信息。民间组织能否按其章程确立的宗旨服务于社会，主要是通过其行为表现出来的，行为（而不是身份）才是法律真正需要予以规范的对象，才是判定其“合法”与“非法”的标准。

　　第四，新法必须平衡“管理”与“维权”两种立法取向。结社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也是国际范围内都认可的一项基本人权。在对民间组织的管理和维护公民的结社自由两者之间，并不必然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结社自由”概念针对的是侵犯结社权的现象，管理针对的是滥用结社权的现象，追求两者的和谐应该是新立法的价值取向。

　　（二）推进管理制度变革，从控制型管理转向培育服务型管理

　　以制定《民间组织法》为契机，推进民间组织管理制度变革，从控制型管理转向培育型管理，是真正贯彻落实“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促进并巩固民主法治建设的成果，实践“善治”[48]的政治理想的必要之举。

　　现行民间组织登记管理制度表现为严格的控制型管理。这种管理制度取向的合理性在于管理对象的“不成熟”，可能性也以管理对象的实际“幼稚”为前提，随着管理对象的成长壮大，这种管理的成本会越来越高，逐渐超出管理部门支付的可能限度，导致管理者无力应对、滑向实际放任的局面。与控制型管理相对的是培育服务型管理。所谓“培育”，是指这种管理模式虽然同样考虑管理对象的成熟程度，同样考虑管理对象的不当行为对国家、社会、他人及其自身可能带来的危害，但它并非一般化地对管理对象采取不信任态度，而是以管理对象的成长发育需要为出发点，按其实际发育程度给予其自治权利，尽量尊重并培养管理对象的主体意识；同时，对那些社会迫切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民间组织（如环境保护组织）提供积极的政府支持，扶植、促进公益民间组织的发展。所谓“服务”，是指这种管理模式的目的主要在于提供政府服务，促进民间组织的责任意识，提高民间组织的社会公信度，例如：通过民间组织的公共信息发布，让普通公民随时可以方便地了解民间组织的实际状况。随着管理对象的成长壮大，培育、服务型管理的成本会越来越低，避免控制性管理在管理对象与控制性执法之间的恶性循环。

　　从控制型管理转向培育服务型管理，首先需要废除“双重负责管理体制”。“双重负责管理体制”不仅不能实现当初的立法目的-配合民政部门实现对民间组织的有效监督管理，而且在实践中产生诸多始料不及的弊端，如阻碍公民结社权的实现，业务主管单位和其所属民间组织相互利用、谋取非法利益、帮助和保护所属民间组织从事非法活动等。

　　从控制型管理转型培育服务型管理，必须改革现行登记制度。从世界范围来看，民间组织的登记制度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要求所有民间组织都必须登记，同时规定了申请登记的严格条件（属于控制型管理），如新加坡、泰国；二是要求所有民间组织都必须登记，但是对登记条件没有任何实体限制，如印度尼西亚；三是只要求某些特定类型的组织必须登记，如英国只要求慈善组织必须登记；四是基本采取自愿登记原则，同时规定经过登记的组织得享税收及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如美国、加拿大、南非等；五是所有民间组织均无须登记，如意大利。[49]第一、二种登记制度便于管理或控制，但是成本很高，适合于人口基数小或者民间组织不发达的国家。第三种登记制度适当降低了制度成本，但是在确定何种组织应该登记的问题上，需要结合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第四种通过法律规定因势利导，属于培育型管理的典型。第五种不要求登记，完全采用追惩制方式进行管理，适用于民间组织发展相对成熟、能够很好自律的国家，应该是所有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制度最终的归宿。考虑我国政府职能改革对行政部门执法力量配置的要求，考虑我国人口基数大、民间组织数量多的实际情况，也考虑我国改革开放对稳定的政治环境的需求，本文建议综合上述第三、四种登记制度，规定特定类型和达到特定规模的组织必须进行登记，同时对其他民间组织规定自愿登记、税收优惠原则。这样，那些虽不属于法定必须登记的组织，可以自愿登记成法人，从而在与其他社会主体发生民事、刑事、行政纠纷时，可以按照法人的相关制度承担责任、享受权利。而未经登记的组织，只能以公民身份享受权利，当涉及责任承担时，可以规定连带责任或其他责任承担形式。[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