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法的意思自治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意思自治表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机关能够认识一切、决定一切、支配一切，不能统而治之因而只好分而治之，让各当事人根据自己的知识、认识和判断以及直接所处的相关环境去自由地选择自己认为最适当的行为，去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即意思自治。因此，实行意思自治是人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理性不足和认识有限这一客观事实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意思自治又是克服人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理性不足和认识有限的根本方法。因为各当事人在法定范围内就自己的事自治，它涉及的范围小、关系简单、所需的信息少、反应快，所以私人意思自治比集体统一决策往往更准确。私人决策失误也远比集体决策失误给社会带来的震荡、损失和破坏要小得多，这是意思自治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意思自治是人的任何行为真正有效实施的“动力机制”。在私法中把意思自治视为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在构成要素，其实也就在这种行为中注入了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否则，人们的行为只能是被动的、消极的和没有效益的。如果没有效益或效益不高，从法律角度看，往往是因为否定了意思自治制度或没有完全贯彻意思自治制度。意思自治是动力之源，效益之泉。要促进或加速社会发展就必须确立私法的意思自治制度。一个社会之所以比另一个社会发展得快、发展得好，其法律原因往往就在于该社会确立、贯彻了私法的意思自治制度。第三，意思自治一方面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它可以充分调动和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又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它能够极大地利用分散在社会中各个人的知识和才能，集思广益，从而弥补个人所固有的“无知”和“无能”。没有意思自治，社会发展就失却了原动力。第四，意思自治是私权的实质。私权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自治权，意思自治作为权利的本质属性，只有在以意思自治为圭臬的私权中才真正得到体现和实现，在任何别的权利中都不可能象在私权中体现和实现得那么充分，只有真正具有意思自治基质的权利才是真正的权利，没有意思自治就没有权利，就不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权利。因为人的权利总是在只有体现了权利主体的自由意志时才会感到是权利，也才真正是权利。意思自治是权利与权力、权利与强权、权利与特权的根本区分标准之一。正是因为私权最充分地体现和实现了意思自治，因而私权是所有权利中最重要、最适当、最合乎人权的权利；否定私权是对权利乃至对人的根本否定。私权的充分享有和切实行使既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一个人们不享有私权的社会是得不到多大发展的，不享有私权的社会其实就是一个不发展、不发达的社会。第五，意思自治是独立自主这种成熟人格、理想人格的表现。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内容和表现之一就是意思自治的不断扩大和真正实现。要真正使人成为独立自主的人、成熟的人、理想的人就在于真正尊重和保障人的意思自治。只有意思自治才切合人的本性，因为人生最重要的是精神。人人都能也都会意思自治，这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没有造就全社会人的独立自主、维护全社会人的意思自治，社会就不能发展。第六，意思自治的法律精义是：自己是自己的立法者、自己是自己的执法者。作为意思自治的最基本的体现和实现的契约，对于缔约人本人来说就是法律。人们自己为自己立法、自己为自己执法，远远比别人给自己立法，执行别人给自己立的法要主动得多、积极得多，因而效益也高得多。

　　当然，意思自治决不是可以放任自流。黑格尔指出：“任性并不是合乎真理的意志，而是作为矛盾的意志”（《法哲学原理》第26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他尖锐地批判道：“当我们听说，自由就是指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只能把这种看法认为完全缺乏思想教养，它对于什么是绝对自由的意志、法、伦理等等，毫无所知”（同上书，第25—26页）。我们认为，在一个人人都享有自由，人人都能意思自治的社会，不可能真正导致个人极端任性、绝对自由和为所欲为，并且只有当每个人都享有自由、都能意思自治时，才能真正防止、杜绝个人极端任性、绝对自由和为所欲为。因为当每个人都享有自由、都能意思自治时，自由和自治就只能是相对的、有限制的了。这种个人自由、自治之间自有一种内在的张力和微妙的均衡。实践证明，个人极端任性、为所欲为大多发生在个人自由不充分、意思自治不落实的地方。个人自由、意思自治是防止个人和组织极端任性、为所欲为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