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留在乡村的知识分子往往又热中功名。为了获取功名，对于非考试内容不感兴趣。再加之，由于没有功名，他们在乡村中的地位也并不高，除了教育几个孩子之外，没有更多的发言权。

　　第四，能够参与诉讼的人数非常有限。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即使有人拥有诉讼体验和把握了国家主流观念对“无讼”的看法，也无法交流和扩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仍然处于对诉讼无知的状态。

　　奇怪的是，在民间纠纷不断增多情况下，为什么广大乡民们往往也表现得非常“无讼”或曰“贱讼”？答案不能在倡导的国家主流观念中去找，要到民间去发现。

　　三 文化的民间传承机制与国家诉讼理念的传播

　　官方倡导的“无讼”诉讼理念的传播途径既然有很大局限，那么，在人民交往日益密切，纠纷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告到官府的讼案总量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但事实却并不如此。这就是中国传统诉讼理念的悖论！

　　尽管官方诉讼理念的传播渠道有致命弱点，-在“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原则指导下，纠纷出现以后，理应及时寻求救济，但为什么“无讼”或“贱讼”的观念长期会在历史上发挥巨大的作用？诉讼理念是法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机制无法提供合理解释时，眼睛向下，也许就会有新发现：是否存在着一种诉讼理念传承的民间系统？是的。文化的民间传承机制是我国“无讼”诉讼理念代代相传的根本原因。

　　（一）民间文化的载体蕴涵着丰富的“无讼”或“贱讼”理念。

　　民间文化的载体都是经过负有神圣使命的文化人选择和重构的产物。[⑩] 古代民间文化的主要载体是话本和戏剧。话本原稿已经难于见到，但由话本改编的话本小说可见一斑。明朝天启年间，冯梦龙在广泛收集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的基础上，加工编成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俗称“三言”。凌蒙初在“三言”的影响下编成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俗称“二拍”。同时，还流传着大量公案话本小说。不管是说书底稿还是戏剧脚本，都是以传承儒家经典为己任的大小儒学生员的杰作。这些作者对国家意识形态和儒家政治理想目标十分清楚，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教化平民百姓当作自己一项神圣的使命。李渔就宣称，他写戏的目的“不过借三寸枯管，为圣天子粉饰太平”。[11] 为圣天子粉饰太平的使命，当然要包括把圣天子的政治理想灌输给最广大的普通百姓。

　　由于话本、戏剧等有很强的流通性，又要兼顾赢利性，因此，古代文人在传达儒家政治理想时都倾注了无限心血，表现出高超的文学技巧，往往使人在欣赏故事情节的同时，对其中蕴涵的价值理念也达到高度认同。“无讼”、“贱讼”、“恐讼”理念在广泛流传的民间文化载体中随处可见。综观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学作品，古代文人对“无讼”或“贱讼”理念的构建和表达非常完善。

　　一是通过对司法黑暗和司法腐败进行无情的揭露，甚至不惜于对之进行妖魔化，使百姓丧失对诉讼的信心。古代文人不敢专门以揭露社会黑暗为目的而写作，因而，他们的作品都设置了一个苦尽甘来的喜剧结局。但这些写家们在无情揭露和鞭挞司法黑暗和司法腐败，为后来的喜剧制造悲剧效果时，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意料到的是，人们庆幸冤案终于获得平反的快感的同时，却增添了人们对诉讼的恐惧！古代浩如烟海的公案小说、公案戏剧似乎都在诉说着同一个主题：司法是黑暗的！司法是腐败的！在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缺少文化分析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的普通大众除了接受这种强势的话语外，难道还能有其他选择吗！

　　二是通过对诉讼的成本收益分析，宣示“无讼”的相对合理性。我国古代从中央到地方对于诉讼带来的社会问题一直十分关注，因而，不管是司法官员的判词还是他们的笔记无不表达了一种诉讼不值得的价值取向。王阳明说：“勿轻忿争，一应小事，各应含忍；不得辄兴词讼，不思一朝之忿，锱铢之利，遂致丧身亡家，始谋不臧，后悔何及。”[12]古代文人利用自己便利的条件，通过一个个故事，向人们宣示着“无讼”合理的信息。凌蒙初引证前人《诫讼诗》云：“些小言词莫若休，不须经县与经州。衙头府底赔杯酒，赢得猫儿卖了牛。”后又劝谕人们说：“大凡人家些小事情，自家收拾了，便不见得费甚气力。若是一个不伏气，到了官时，……不要说后边输了，就是赢得来，算一算费用过的财物，已自合不来了。”[13] 依照该思路展开的故事在历代民间文化载体中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