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在一个缺乏范式的时代，建立了范式——文献引用统一体系，从而建立了权威。文献引用规则虽然不能阻挡所有的劣质产品进入法律出版物，但是，至少增加了劣质产品进入法律出版物的难度——那些道德和智商都过分低劣的仿冒者因此被排除出法律界。例如：任何法律评论都不会接受一篇没有文献引用的稿件。因为，这种稿件有两个明显的疑点：其一，或许作者对这一主题根本没有进行任何研究[因为不屑研究、懒得研究或者没有实力研究等等]，纯粹是一个人凭空自说自话；其二，或许作者得益于他人已有研究成果而没有承认这一事实[因为担心他人已经登临的学术高度会显现出本人的渺小，不知道抄袭和写作的区别，缺乏因受益而萌生感激的常人之心等等].

　　学术进步是一个积累过程，完全脱离前人学术积累而另起炉灶，或是无谓的自我消耗，或是无知和狂妄。论文的雷同、重复、抄袭，不仅是作者无端消耗自己的生命，也是浪费读者的时间。当一个学术领域出现众多开天辟地的“带头人”、“大师”、“新星”，或者炮制出一连串“前无古人”的新观点的时候，学术本身必定因为严重的道德危机而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困境。文献引用规则迫使作者必须关注他人已有的研究，要求作者区分自己和他人的观点， 从而建立了基本的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大大减少了学术资源的浪费。

　　读者有理由怀疑事实陈述的可靠性，作者有责任事先消除读者的合理怀疑。例如：作者声称法律如何规定、法院如何判决、自己的看法和某人相同或者相反，这都是一个关于事实的陈述。当作者做事实陈述的时候，他至少应当证明：这些事实既不是凭空构造，也不是无从查考的“耳闻”。证明方法就是向读者提供查找事实来源的线索。文献引用规则至少使学者不必因为虚构的事实和断章取义、以讹传讹的观点而进行无谓争论。

　　最后，文献引用规则或许有助于保持法律职业的适度封闭性和可辨认性。某些“行规”对于职业训练也许是多余的负担，但对于保持行业的适度封闭性则是必要的，因为，它们增加了行业准入难度；某些“行规”也许是不合时宜、违反理性的习惯，但是，却具有吸引客户的效力，废除这些“行规”将增加客户辨认业主的难度。

　　蓝皮书不合事宜之处在于将“规范化”推向极端，试图用一种统一模式去管制文体，想当然地规定外国法律、判例的引用规则，从而招致众多批评。但是，由此否定引用规则的必要性则是另外一种极端，其危害大大超过蓝皮书的极端。

　　[四] 中国法律界能够接受学生主办的法律刊物吗？

　　我必须承认：大多数同行都会断然否定这种可能性，而且大致会提出一个无须论证而又无可辩驳的理由——国情不同。

　　时下风气之一是学术评价纳入行政渠道，并且严格按照行政等级划分序列。例如：在大学、研究机构，都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则：毕业生竞争“留京指标”，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可以多得1分[成为对比的是，担任校级学生会干部，或许可以多得5分]；教师竞争“职称指标”，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论文可以多得2分[成为对比的是，兼任处级以上行政职务，或许可以多得5分].学生编辑的刊物无法在行政等级序列找到它的“级别”，因此，在学生编辑的刊物[例如：《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论文能否得到官方评价系统认可，本身就是一个疑问。在这里，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一个假定，只有列入行政序列的刊物，才是正宗刊物；刊物的行政级别越高，发表论文的质量越高。这种假定并不能从中国传统得到验证。反映一个时代的中国国情作品——孔子的《论语》，屈原的《离骚》，康有为的《大同书》，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鲁迅的《阿Q正传》，没有一个发表在具有行政级别的刊物上。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学生编辑刊物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而是时下风气究竟是扭曲的国情，还是植根于固有文化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