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围绕对破产制度的态度所进行的调查，一方面反映了舆论动向，具有加强法律试行中的实验民主主义的契机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信息操作、宣传运动以及心理感染来诱导舆论，从而具有加强权威主义的契机的功能。不妨说，这种在反映意见和诱导人心这两方面取得平衡的“舆论广场”，无论其具体方式如何，都是法律试行的反馈机制的主要进出装置。的确，在变革时期的社会，为了形成共识而进行舆论操作乃至强制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如果没有足以对抗权力滥用的言论自由及其制度性保障，民众的真正意志未必能正确地反映到立法之中，法律试行也可能会失去其本来的意义，变质成为“法律肆行”。在这一点上不得不承认，可以被视为代议制的功能等价物或者功能替代物的法律试行是具有严重的缺陷的。

　　季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