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党派摒弃违反人权和民主精神的恶法，其追求的法治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良法之治。法律是人民公共意志的表现，未经全民直接或间接承认的法律“不应有统治全民的威权，同时全民没有服从的义务”。（注：罗隆基：《论人权》，《新月》第2卷第5号（1929年）。）专制国家决非不利用法律的强制力来实行统治，但“它们的法律乃出于君主或独裁者一己之好恶，被统治的人民无权加以过问”。先秦时代法家所主张的法治乃“君主专政下的法治”和“仅仅帮助君主统驭万民的法治”。（注：韩德培：《我们所需要的法治》，《观察》第1卷第10期（1946年）。）民盟指责1936年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五五宪草”违反民主程序，国家的基本大法既须人民共同遵守，就必须由人民推定的代表共同起草、共同通过。（注：《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45页。）对于法治与民主政治的辨证关系，下面一段话阐明得很清楚：

    要达到使政府官吏认真守法的目的，唯有把法治建筑于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民主政治固需要法治，因为没有法治，民主政治就不能巩固，而将成为群魔乱舞的混乱局面。但法治更需要民主政治，因为没有民主政治，法治便要落空，而人民之利益便无真正有效之保障……法治如不建筑于民主政治之上，则所谓法治云云，定不免成为少数人弄权营私、欺世盗名的工具。惟有在民主政治的保证之下，法治才能成为真正于人民有利的一种制度。（注：韩德培：《我们所需要的法治》，《观察》第1卷第10期（1946年）。）

    （二）国家为什么要有宪法中间党派把制定一部民主宪法、树立宪法权威看作是法治建设的第一步。“争人权的人，先争法治；争法治的人，先争宪法。”（注：罗隆基：《论人权》，《新月》第2卷第5号（1929年）。）民盟主席张澜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中，呼吁早日颁行国家根本大法。张君劢对“国家为什么要有宪法”作了学理上的论证。他指出，与普通私法不同，宪法作为公法之一种，旨在限定“国家的公共权力如何行使”。没有国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但“有了国家，亦是件极危险的事”。国家权力既如此之大，所以宪法上第一件事就是防止国家的专擅、防止国家滥用权力。宪法的内容主要是两项：一是“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其第一章应规定人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二是“国家中各机关相互的关系”，即规定“国家权力如何确立与如何限制”。（注：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第8-9页。）总之，宪法问题，拆穿了讲就是“权力和自由的问题”，一方面是“政府的权责”，一方面是“人民的自由”。两方面处置适当，再加上国情和时代精神，就可制定一部好宪法。（注：张君劢：《政治协商会议修改五五宪草的原则》，载毅生编《新中国宪法研究》，生活书店，1946年，第17页。）

    正因为“出了槛的权力是灾难”，政府和人民之间就必须“有一个契约”，这个契约就是作为立国之本的宪法。宪法乃是“避免革命的方法，是人类维护文明和和平的重大发明”，其精神在于“使政府向人民负责，人民指定有限的权力给政府去行使，把权力放在法律之下”。（注：费孝通：《巴茨坦。磨坊。宪法》，《文萃》第29期，1946年。）民盟主张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凡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应即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应即宣告无效。（注：《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2页。）为避免重蹈北洋军阀时代有宪法却无宪政的覆辙，张君劢认为必须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宪法的认识。在世界现存各种政治制度中，中国究竟要选择哪种政制，走哪一条道路，何去何从，不可不及早认清。“宪法是全国的公共基础”，只有各方意见因妥协而趋于一致，才能产生一部为各方所遵守的宪法。国人若各持己见，没有共同的认识，中国永不能实行宪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