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6月1日，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首度提出了一套以“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为基调的国家安全策略，并表示这是为了因应恐怖主义而产生的一套策略，其目的在于保障二十一世纪美国人民及国土之安全。被点名为“邪恶轴心”的伊拉克、北韩与伊朗等三国，则是美国政府公开宣称必须优先“预防”的对象。54 在正义之战的思想传统里，所谓的“预防性战争”乃是毫无正当性可言的：“我预言你未来会对我不利，所以先攻击你”，从来不被认为是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尽管罗尔斯并未讨论预防性战争，但他的立场可以说是至为明确的：预防性战争是不正当的，而不应被国际社会所容许。然而，主张“预防性战争有理”的论者最经常使用的说词就是：所欲预防的对象具有“邪恶”的本质，因此必须先下手为强。

　　如前所述，罗尔斯认为只有当“法外国家”的邪恶本质展露无疑时（即当“极严重”的对外侵略和/或侵害人权情事发生、而非军事的干预手段却已无法奏效时），国际社会才可以正当地以军事手段促成其政体改变。然而，在日常语言之中，“法外国家”、“邪恶国家”、“流氓国家”等名词所直接暗示的就是：面对此类邪恶势力，人人得而诛之，以军事行动促其“政体改变”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当的。

　　“法外国家”等名词不仅易被误用，还经常被选择性地误用。令人好奇的是，如果“预防性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打击与恐怖组织挂钩、或纵容恐怖组织的“法外国家”，则伊拉克和北韩似乎不该在美国的首选名单之列，而理应先把矛头指向沙特阿拉伯。而如果“预防性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打击那些尝试发展、并且（可能）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的“法外国家”，则巴基斯坦理应成为首要的打击对象，因为已有证据显示巴基斯坦的核武专家不仅与基地组织有所联系，亦是北韩核武技术的重要来源。由此观之，“预防性战争”策略在其攻击对象（“法外国家”）的选择上，并没有固定的判准可循，而夹杂着许多特殊的主观因素。不愿意屈从于美国意志的政权，无论其是否真的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是否尝试把这类武器转手恐怖组织，也无论其对外侵略和/或侵害人权的行径是否比其它国家来得严重，似乎都有可能被美国认定成是具有“邪恶”本质而必须先下手为强的“法外国家”。55

　　综上，“法外国家”乃是一个十分不恰当的、属于圣战士的、极易被滥用与误用的名词。对此，罗尔斯似乎知之甚详，但却仍选择使用“法外国家”一词，这不免让人深感遗憾。

　　七、结语

　　本文探讨了罗尔斯关于“战争的正当性”的思考，除分析他的基本论点外，亦指出其一些不足与缺失。在人道干预问题上，罗尔斯的思考仍有些不足之处，而他的“法外国家”概念亦十分值得商榷。这是本文对罗氏思想所提出的两项主要批评。

　　相对于许多其它自由主义者而言，罗尔斯为战争设置了较高的正当性门槛。批评罗尔斯最力的普世自由主义者们，至今仍未对“战争的正当性”形成一致看法，但从他们的某些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倾向于认为罗尔斯为战争设置了较高或过高的门槛，因此较不利于普世人权的推展，亦不合乎民族国家逐渐式微之时代趋势。某些论者认为，罗尔斯在战争问题上过于保守，所采取的是一种向“主权”而非“人权”倾斜的立场。此种说法暗示着，为了最基本人权乃至于普世人权的推展，国际社会应当放宽战争的正当性判准，以便以更多的军事行动来对付、惩罚、改造那些侵害人权的国家或政体。56然而，正如人道干预相关问题（如“选择性正义”）的复杂性所显示的，更频繁的（选择性）军事行动不仅无助于世界的稳定与和平，亦未见得有利于人权与正义的普遍实现。就战争问题而言，所谓罗尔斯“向主权而非人权倾斜”、坚持“主权高于人权”云云，因此是有欠深思熟虑的一种偏颇说法。罗尔斯主张，只要最基本人权在一国境内受到了侵害，就无法免于来自外界的干预，但干预的手段有许多种，军事行动应被视为是不得已的最后选项。把此一立场解读成“主权高于人权”，并暗示罗尔斯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很显然是一种严重的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