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审判制度改革的日渐深入，裁判文书的价值逐步获得广泛认识，裁判文书在排泄、吸附、挥发纷争，执行、阐释、创制法律，凝结、体现和培养法官素质等方面的作用无可取代，因为“不管法院的宪法地位如何，最终的书面文字是法院权威的源泉和衡量标准 ”[2].从法学研究的角度看，由于裁判文书浓缩了审判（或诉讼）程序制度、司法制度[3]、以及构成司法制度运作环境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因而成为窥探一国司法制度和诉讼文化的窗口。

　　然而，综观目前围绕裁判文书改革所进行的种种探索，似乎尚未走出原有的思维模式和制度框架。在制度的层面上，以最高法院新近颁布的《刑事裁判文书式样》为代表的改革成果，虽然宣称溶入了新《刑事诉讼法》的精神，比如增加了被害人陈述的位置以示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等等，却仍未走出格式化的窠臼，填充式文书的内在缺陷决定了“千案一面”的状况无法真正改变，无论是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还是法官的司法独立地位，都被限制在这样格式化式样的狭小空间而无法真正得以体现[4].至于裁判文书改革所追求的审判公开、以审判公开所保证的审判监督、以及审判公开和审判监督所追求的审判公正等等，也许并不会因为以一种格式取代另一种格式而有大的改善，改革后的裁判文书很可能只是取代了老八股文的“新八股”而已。特别是这种格式以最高人民法院的最高决策机构审判委员会的名义通过之后，对于全国法院改革的意义便不止于思考或探索，而会立即变为束缚裁判文书向个性化方向发展的一种桎梧。优秀法官们在定“格”以前的种种大胆尝试将会在这种具有法定权威的格式面前不再具有合法性。[5]

　　相比之下，许多地方法院和法官在推进裁判文书改革方面迈出了更快的步伐，他们不仅制作出一批融规范化与个性化于一体的质量精良的判决书，而且对不同裁判文书的写作方法及其制度基础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检讨、分析、思考和探索，但是，这些理论探讨依然主要停留在技术层次，缺乏对决定裁判文书结构和风格的法律制度、价值目标、法制理念和法律文化背景的深入探究，特别是在崇尚和借鉴国外裁判文书风格时，信息的只鳞半爪和观点的以偏概全妨碍了裁判文书改革研究在更高层次上达成共识，一些裁判文书的改革措施甚而走入误区。

　　我们编译这本裁判文书旨在为我国裁判文书改革提供一些背景资料，然而，必须看到，由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爱德华兹自己选择的这些在他看来最具“代表性”的法律意见书，是在具体法系和法制传统、具体国家法律制度、具体社会文化背景、具体（上诉审）程序功能和特定法官的个性特点……下所具有的“代表性”。如果我们对时时影响着这些裁判文书风格的因素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那么本书的价值可能和其他一些支离破碎的外国法信息一样，会加深“盲人摸象”类型的读者对外国裁判文书的误解。于是，译者以这篇系统讨论裁判文书不同功能、结构和风格的论文代为译序，希望尽可能为读者提供较为全面的信息（为此目的，我们还在书后附有美国一审判决书和德国、台湾、香港的一审判决书各一份）。[i]

　　裁判文书面对不同的读者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定位依赖于司法制度和诉讼法学基本理论。因此本文关于民事裁判文书的研究将从民事诉讼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入手。[6]

　　一、民事诉讼标的与裁判文书宣示法律关系的功能

　　诉讼标的[7]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客体（简称诉讼客体）概念内涵的关系，经历了一个重合、分离、再趋于一致的发展过程。在大陆法传统诉讼标的理论中，诉讼标的与诉讼客体的含义是相同的，均指“诉讼活动所要解决的事项”，亦即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这一被写入1989年《辞海》的权威观点后来遭到不少学者的批评。批评者认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一切主体的诉讼行为共同指向的对象，既包括实体法内容，也包括程序法内容；而诉讼标的只解决当事人请求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不包括案件事实，也不包括程序法内容。